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认为,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就可能有一个隐喻；皮特·纽马克也认为英语中四分之三的语言是隐喻。隐喻的普遍性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兴趣,传统的隐喻研究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然而彼时的隐喻研究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修辞手段,隐喻的本质等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对隐喻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约翰逊等人称之为“隐喻狂热”时代。人们对隐喻的研究已经逐渐从传统的修辞领域的禁锢中解脱了出来,以莱考夫,约翰逊等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们把隐喻引入更加广阔的认知范畴,他们认为隐喻不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现象,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源域向目标域的一种映射。与人们对隐喻的研究热情相比,隐喻的翻译问题并没有像隐喻那样引起广泛关注,纵观国内外对隐喻的翻译研究,大部分仍然把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部分从认知的角度探讨隐喻的翻译问题,很少有人系统地从文化的角度探讨隐喻的翻译。然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与文化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言必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今天,从文化的角度探讨隐喻的翻译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分析隐喻的工作机制,指出隐喻翻译成功的关键在于隐喻映射在目标语中的再现。同时,文化视角下翻译的单位是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文化适应性,以及翻译对等将成为判断译文的重要标准。为使译文能够达到上述标准,本文提出隐喻翻译的五种策略,即模仿,归化,替代,解释和省略。具体而言,本文将隐喻分为常规隐喻和文学隐喻两大类。文学隐喻是作者语言创新的集中表现,在翻译中主要采用模仿的策略,使原文的风格在译文中得以再现。而常规隐喻已经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其意义已经成为词汇的部分含义,在翻译中,译者要慎重分析原语中隐喻在目标语言中的对等程度,并根据对等程度采用适当的策略,实现原语隐喻映射在目标语言中的再现。本文引用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围城》中隐喻的翻译来验证上述理论。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含有丰富多样的隐喻,如何处理这些隐喻的翻译给译者带来很大挑战,20世纪70年代,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勇于挑战,将该书翻译成英文。通过分析书中译者对隐喻翻译的处理,本文验证了上述理论的可行性。本文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意义和目标。第二章通过综述隐喻研究,包括现代隐喻观,隐喻的分类和隐喻的工作机制,为隐喻与文化的关系做铺垫。第三章论述隐喻、文化和翻译等方面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本文将采用的理论框架。第四章主要分析《围城》中隐喻的翻译实例,验证上述理论框架的可行性。第五章总结本文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和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