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戈达尔有言“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曾在伊朗儿童和青年智力发展研究所电影部门工作，伊朗革命（1979）之后，他的电影在法国名声大噪，并走向国际的舞台。法国《电影手册》中的电影评论家们对阿巴斯电影的深入探究，挖掘出了一系列的风格特征，譬如“纪录式的电影”、“麦格芬艺术”、“盲域”等等，然而随着这些新问题的产生，在阿巴斯的电影体系中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解构电影的“电影”在未被作者化之前，无法为阿巴斯的症候提供相关讯息。本文以阿巴斯电影的作者论为研究重点。在后现代的电影中，电影变得历史遗忘、复制、精神分裂，人们失去了自我。而生命在继续，阿巴斯不但把我们从乌托邦式意识形态拉回到现实中来，他还将后现代的虚无状态与现代性做了调和——活在当下。所以，本文主要以“作者论”为研究方法，结合了皮尔斯范畴论的“第三性”链条，希望能够在结构主义作者论的二元视角上进行创新。本文主要从两种机制切入研究——时间与运动。在时间机制中，主要通过研究阿巴斯剧情内容表达出的某些观念，分析阿巴斯的三种人生观念与对立系统；在阿巴斯电影特有的镜头运动机制中，分析阿巴斯电影表现形式的个性特征，“记录式的电影”风格是如何贯穿阿巴斯导演的整个电影体系，并进行运作的。阿巴斯的电影在表现形式上与内容上都有一种对立倾向，即进步的倾向与退步的倾向，面对这种对立，阿巴斯却并不做出选择，他徘徊在两种倾向之间，他认为人的任何时候都只是“在路上”。最终，这种“不选择的”选择，归属在阿巴斯的一种道德顾虑上，于是在阿巴斯的影像中，便具有了浓浓的人文关怀。本论文试图通过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作者电影”的建构，汲取这种后现代语境下电影发展的经验，回归到当代数字电影上，希望能够丰富后现代电影文化的创新之路，并具有不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