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节能减排逐渐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集聚的正负环境外部性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深入研究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厘清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为集聚区的污染减排问题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对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增长与污染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丰富完善，力图更全面地揭示产业集聚对环境的外部性。鉴于两者之间中间作用机制众多，本文重点关注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间变量，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　　在理论分析部分，论文沿用Grossman和Krueger(1995)的研究思路，分别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方面阐述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从而构建起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将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纳入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剖析不同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下产业集聚作用于环境污染的差异性。　　在实证分析部分，论文以我国2003年至2014年279个地级市（不包括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Dietz和Rosa(1994)发展的STIRPAT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构建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线性面板模型，并进一步基于Hasen(1999)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将模型扩展为非线性模型，分别以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为门槛变量，就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下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论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因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而不同，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城市规模下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两者之间呈现出正“U”型演变规律，而当各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效果则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整体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论文就如何发挥产业集聚在污染减排的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合理引导产业集聚，根据各城市人口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性，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及外资引进政策时，也应考虑到各城市环境污染程度和产业集聚发展水平的不同，合理调控人口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有别于现有文献多侧重于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来探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以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为切入点探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是对现有研究空白的重要补充;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借鉴Grossman和Krueger(1995)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纳入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修正和改进了Dietz和Rosa(1994)发展的STIRPAT模型，并结合Hasen(1999)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模型，关注产业集聚在污染减排中的动态变化;最后，在研究样本上，相较于现有文献多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开展相关研究，本文则采用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能够更好地刻画不同城市之间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差异性，为各城市差异化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