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创造的奇迹举世瞩目,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因素,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实施的财政分权框架之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腾飞,现有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机制却面临着重大挑战。土地财政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一是土地财政确实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城镇化等方面体现出了巨大助力;二是地方政府十分依赖土地出让金进行经济建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土地依赖问题。在第二种影响中,地方经济建设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蕴含着不可估量的土地财政风险。首先,土地一级开发市场由地方政府把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低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公司来获得垄断收益;而农民则因为生产资料的缺失和社会保障的有限,埋下社会不稳定因素;其次,在目前中国人地矛盾格外突出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已经导致耕地数量的断崖式减少和质量的快速下降;再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过高,居民消费能力被不断侵蚀,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消费不足,引发居民的焦虑和恐慌情绪。此外,由于地方政府不再能取得稳定的土地出让收入,也就很难实现地方经济的平稳增长。而土地出让收入的不稳定性,极有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由此得知,土地财政和社会方方面面都有着紧密联系,包括经济增长、生态平衡和社会稳定等。针对土地财政的风险必须及时提出预警,并寻找行之有效的化解风险之法,才能够避免可能引发的重大系统风险对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创。众多因素导致了土地财政问题,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在中国的土地财政问题中得到了反映。因此,对土地财政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土地财政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土地财政问题本身,也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上亟待更深层次改革的集中反映。近年来虽然有很多学者均对土地财政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研究,但他们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如何拉升地方经济的扩张和增长和土地财政如何助力城镇化的加速实现上。相关的数量分析依然欠缺,尤其是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体系下的相关分析,仍然是一张白纸。此外,分析和研究房产税替代原有的土地财政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有助于为未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和实施决策提供可供参考的定量分析研究基础。房产税作为一个新的财政工具,在经济波动传导中能够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本文的创新体现在构建了一个含有家庭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房地产建造部门和地方政府四个部门和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并在该模型引入房地产税机制解释和分析房地产税政策的实施会对中国经济运行和中国原有的土地财政机制具有哪些影响。在模型设定方面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对房地产在家庭消费决策中的假设和房地产建造相关的设定进行了梳理和细化,给未来该领域的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本文构建的模型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经济运行现状模拟的拟合度较高,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引入房地产税后,地方政府的财政变化情况和整体经济波动情况。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在不含房地产税政策的模型中模拟住房偏好冲击,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在不征收房地产税的情况下,一个标准的住房偏好对家庭的消费决策中住宅的边际效用产生了改变,从而使家庭增加对住房的支出,伴随着房地产价格上升,家庭支出中的房屋购买支出增加,消费品支出和投资减少。此外,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还推升了土地价格,由于土地价格成本上升和经济环境中的投资减少,房地产建造部门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增加房屋建造数量,消费品部门的劳动力投入也因此而减少,最终使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减少。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虽然因为土地价格上升而宽松,所能提供的基础设施数量也相应增加,但却无法阻止经济中总产出的减少。在含有房地产税政策的模型模拟住房偏好冲击后,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家庭预算约束中的房地产税可以降低家庭消费决策中住房的边际效用,降低家庭对购房支出的增加幅度,维持房屋价格原有稳态不变,打消了房地产价格强烈的增值预期,这些使得家庭对于投资需求增加。地方政府在有房地产税收入的情况下,愿意增加土地供给并降低供地价格,而且地方政府在预算宽松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在整体社会中投资增加、供地数量上升的情形下,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房地产建造部门的产出均增加,但由于房地产价格稳态不变,而物价水平长期增长,消费品部门收益提高,从而吸纳更多劳动力,带来消费品部门更大的生产增长幅度。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