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转嫁从十七世纪被提出以来,一直都是一个“迷人”的问题,引得无数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和治国安邦的政治家竞折腰。学者们希望弄清楚税负转嫁如何影响供求平衡、收入分配、资源合理配置,大到整个社会福利变动,小到企业纳税筹划。作为政府,希望能从对此问题的研究中得到能够制定出使经济高效率运转的税收政策。2007年,中国将履行入世承诺,开放众多行业,这将对中国目前所执行的“拜占庭式”税制体系增加压力,其中最迫切的是增值税改革。笔者试图从税负转嫁的角度对增值税的改革进行研究,以促进我国税制的完善。税负转嫁理论已被西方经济学者提出有几百年的历史,它适应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况,如果用来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就不能够实现完全“对接”。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时,必须指出它的缺陷和不足,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实证分析,以求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税负转嫁的一般规律。税负转嫁是指纳税人将税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转由他人负担的过程。税负转嫁的主体是纳税人,客体是法定税负。主要通过前转、后转、混转和税收资本化等价格变动的方式实现税负转嫁,最后导致应税人和负税人一定程度的分离。税负转嫁可以分为税收刚性冲击期、调整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影响税负转嫁的因素包括税制结构、商品弹性、定价自由度和商品的技术构成等。课税范围越广、税率越低、税收征管权越大,就越容易发生税负转嫁。商品弹性对税负转嫁的影响遵循反弹性规则,即弹性越大,就越容易发生税负转嫁,承担的税负就越轻,反之亦然。定价自由度对税负转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垄断程度越高的市场类型,商品的价格就会越高,就越容易发生税负转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固定,但是价格会背离均衡价格,存在“隐形”税负转嫁,大小与背离的程度成正相关。由于商品的技术构成不同,征收一般税和选择税会对税负转嫁产生不同的影响,导致税负归宿的不同。税负转嫁的存在,会对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和效应。价格效应,税负转嫁会促进供求平衡;分配效应,税负转嫁会促进收入再分配;税负转嫁还会促进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对企业合理纳税筹划,这些均属于税负转嫁的积极社会效应。税负转嫁同时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推动了物价上涨,强化了人们的偷税逃税的动机,这些均属于税负转嫁的消极社会效应。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双主体税制,即增值税与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其中,增值税对我国的税收的作用举足轻重。以增值税为主线,运用税负转嫁的基本理论,通过与我国主要税种的横向比较分析可知,作为间接税的增值税最容易发生税负转嫁,税负的最后归宿者并不是只有消费者,是由供应商、销售商和消费者三方共同负担,负担量的大小与税负转嫁的影响因素有关。增值税按增值项目范围的大小基本上分为生产型、收入型和消费型。通过税负转嫁规律分析,可知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税基最小,对经济的扭曲最小,是最为理想的税种之一。运用测量税负转嫁的统计模型,对我国七个主要部门的增值税税负转嫁进行量化分析。建立模型时要考虑税负转嫁的路径、转嫁方式及影响因素,搜集增值税相关数据、部门之间的交易量,计算出七个部门的供给需求弹性,然后通过弹性得出这七个部门的增值税转嫁的相关数据。这七个部门中,转出率最高的是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部门,转入率最高的是交通邮电业。名义税负最重的是纺织业部门,直接税负最重的是农业,农业部门与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部门存在较重的超额税负。这反映出,我国生产型增值税转嫁不仅与弹性有关,还与部门之间的相关程度有关;增值税存在“马太效应”,对经济产生了较大的扭曲作用。总体来说,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型增值税较难向外转嫁,加重了其税负,不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国际市场上内外商品的平等竞争,并且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不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生产型增值税对经济产生了扭曲,政府需要进行“扭曲性税收工具”的设计。针对增值税转嫁模型提出的问题,遵循商品最优课税理论,可从以下几点措施来改进我国增值税。首先,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将增值税更加细化,根据拉姆齐的反弹性税率设计,实行低弹性部门高税率,高弹性部门低税率。第二,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情况下,运用扭曲性税收工具,对实际税负较重的部门实行产出补贴,而不是税收优惠,这样同时保证了增值税整个税收链条的完整性。第三,不可逆的部门交易税负转嫁特别容易导致税负扭曲,因此,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可逆交易。第四,要从本质上解决低弹性部门的高税负,就要提高这些部门的弹性。第五,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全面转型,完善增值税的整个税收链条,并进行与消费型增值税相配套的税制结构建设,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谐的发展。总之,论文尝试将西方税负转嫁理论应用到我国实践中去,提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隐形”税负转嫁的观点,在税负转嫁视角下分析我国增值税改革,同时对测量税负转嫁的模型进行了改进与创新,并根据模型的结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