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à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
　　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
　　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著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
　　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