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粮食生产者的补贴政策是在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已经危及到我国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困难、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及加入世贸组织的必然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新阶段粮食补贴政策自2004年全面实施以来,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然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目标。我国的粮食补贴目标通常被表述为两大类：一是产业目标,即补贴在于实现粮食供求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是收入目标,即补贴在于保护、提高农民收入。但是,这样的政策目标定位是否与我们当前的历史时期相符合?我国现在13亿人口,有8亿多农民,如果说粮食补贴目标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样的基数太大,国家的财力根本无力承担。所以“增加农民收入”的“普惠制”目标的提法有待商榷。粮食补贴政策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粮食安全的评价体系中,维持持续、稳定的粮食生产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一环保障。持续、稳定的粮食生产又需要广大粮农的积极参与,即要提高粮农的种粮积极性。这样,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群体也就定位于“粮农”,而非是全体的农民。粮食补贴政策应该建设成一项面对粮农的“特惠制”补贴政策,而非广大农民共享的“普惠制”。在增产、增收的政策目标指导下,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的运行情况却不乐观。首先,粮食安全目标、农民增收目标,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是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更何况现在是把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整合在一个公共政策体系中；其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也是不同的,把增产、增收混合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在一个政策体系下讨论,没有一个明确的、可行的政策目标,也是现在粮食补贴政策运行不佳的原因；再次,在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设计不合理、操作过程繁琐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再加上政策执行主体素质良莠不齐,政策落实不到位,偏离了政策设计的轨道；最后,在理论研究层面,还缺乏对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系统理论,对粮食补贴中出现的矛盾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含糊其辞的理论不能指导政策实践甚至还会把实践带入歧途。本文在对粮食补贴政策系统分析之后,对我国现阶段的粮食政策提出政策建议。首先,明确粮食补贴的政策目标,“增产”目标一直是我国粮食补贴的首要目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增收途径多元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增收”指的是粮农的增收而非是全体农民的增收；其次,针对粮食补贴政策中的效率低下,补贴过程中的执行成本过高等,建议实行粮食综合直补,减少发放环节,提高政策效率；当然,粮食补贴政策的运行相配套的一些措施也需要一并改进,粮食的对地收购价政策,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对农资市场的监管等都需要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