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生产模式的重构,全球制造业也不断朝着服务化,智能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展方向,而我国的制造业整体上大而不强,面临诸多困境,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也为我国的制造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使得我国制造业面临上游投入不足和下游需求萎靡的“双重挤压”,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进程是破除制造业发展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正逐渐由追求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追求结构优化和环境友好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发展绿色贸易,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的政策指向。但我国长期以来以传统的要素禀赋嵌入全球生产分工,实现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局面,且加工贸易的规模化扩张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更是使我国面临“污染避难地”的困境与指责。在全球倡导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制造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刻不容缓,而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制造业服务化则提供了可选择的路径。本文提出的制造业服务化是指投入服务化,也就是制造业出口中服务要素所创造的增加值占比的提高。服务要素相对于传统要素具有清洁性,且作为高端要素嵌入企业生产过程中可能会促进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绿色转型进程。基于以上逻辑,本文在吸收现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分析探索制造业服务化产生环境效益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现有成果提出制造业服务化对于出口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而后分别从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地区特征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出口企业排污强度进行特征事实分析,发现行业层面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将会掩盖一定的企业性,且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出口企业排污强度在企业,地区以及行业层面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接着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探索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于出口企业排污强度的异质性效应,并验证其影响机制;最后以特征事实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为依据,探索实现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企业绿色转型融合发展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以上的逻辑进行研究,最终可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可以显著降低出口企业排污强度,且具有较为明显的异质性:相较而言,国内服务化的环境友好度上限更高,东部地区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推进出口企业的绿色转型,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污染行业,制造业服务化的环境效应也更加明显;且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提升出口企业的规模,推进出口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以及扩大出口强度来实现出口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从宏观政府视角来看,需积极构建制造业服务化体系,采取重点项目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助力制造业服务化整体水平的提高与突破;而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注重服务要素积累,同时加强知识资本吸收,深化要素资源配置,积极发挥规模经济和出口带来的有益成果,促进企业的“两化”融合发展,形成绿色高质量企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