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政治权利的话语体系中,农民工与“公民”是相互区隔的身份概念。在探讨公民问题时,我们习惯于把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外,然而这却背离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台湾学者吴介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中,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平等的身份与公民权利,这是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理论的一项规范性预设。可见,户籍制主导下的公民身份排除机制并不合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也并不天然地被排斥于“现代公民”之外。事实上,在多元媒介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正通过构建新的人际网络、接受组织规训等途径,重塑主体意识、习得现代规则观念并进一步获取公共理念。追求平等和包容的公民意识,已成为他们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推动力。本文通过观察传播学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萌芽和生成的过程,来分析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三种不同层级的传播形态对他们公民意识形成有何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公民意识由萌芽到形成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这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就主要包括主体意识觉醒、规则观念习得和公共理念获取等几个阶段。在不同的公民意识发展阶段,人际、组织和大众传播各自发挥不同影响。粗略来说,在主体意识觉醒阶段,人际传播起主导作用;在规则观念习得阶段,企业和NGO的培训最为重要;而公共理念的获取则和大众媒介密不可分。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公共空间发声,新媒体成为他们提出政治诉求、维护个人权益的重要工具。可以说,传播环境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意识的产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