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3年在上海第一次挂牌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外贸改革上更进了一步,至今全国已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遍布在全国各个区域,初步形成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格局,党的十九大会议也明确提出“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凸显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探索的重大意义。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资本国际化流动的重要助推器,在实现经济全球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领居世界前列,但相比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接受外资流入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对技术外溢和管理水平的提升都有限,因此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其利用的质量远不如数量来的乐观。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粗放型低端外资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也提出要求,要致力于引进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的一次主动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经济升级的重要引擎,如何进一步探索开放领域、创新开放方式和提高开放程度,在外商直接投资输入过程中淘汰低质量外资进而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两种方式共同去探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影响关系,通过使用全国286个地级市城市数据面板进行倾向评分匹配,与已经挂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城市形成实验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法实验,一方面定量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对不同时间、空间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提升,且城市化水平、政府支持和科技创新强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而高劳动力成本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第二,由于东部地区拥有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好的经济基础,更协调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以至于在东部地区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的能力越强,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证实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产生的显著正向影响会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中介传导。对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应积极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利用好优势平台和经济基础,继续加大科研创新强度,并向中部和西部地区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经验,第二,优化投资营商环境,重点转变政府职能,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创造竞争中立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激发市场的资源配置效应;第三,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培育与引进技术密集型人才,加强本地企业和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化合作,取得更高层次和更深领域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