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市场学习假设是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前提，其具体是指在管理者拥有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管理者会从公司股价中获取有关公司决策的私有信息，并以此做出适当的公司决策。绑定假说认为，母国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的的公司通过在美国交叉上市，主动将自身绑定给美国较严格的监管制度和信息披露标准，从而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会比在母国资本市场上披露的更加高质量和更加全面，进而增加了投资者基于信息的交易，从而提高了股价的信息含量。信息渠道论认为，交叉上市意味着公司面临着两个及以上不同的资本市场，从而增加了公司的价格信号数量，激发投资者去获得信息。这样，交叉上市就提高了知情交易者的交易行为的比例，知情交易者所获得信息就会通过交易行为融入股价中，从而提高股价的信息含量。基于这两个理论，国外的学者对交叉上市的研究表明，交叉上市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而增强公司的投资股价敏感性。　　然而，绑定假说和信息渠道理论的形成都是基于来自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的地区或国家的公司自愿到美国资本市场交叉上市的样本，其交叉上市增加股价信息含量的理论都是学者以美国资本市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们是国外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结果，对国外发达资本市场交叉上市行为的解释很有说服力，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交叉上市行为的解释效果却尚未可知。　　我国在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情况与国外研究的交叉上市情况有着巨大的不同，相比国外研究的交叉上市是从母国较差的资本市场环境交叉上市到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我国的交叉上市情况却截然相反，其大多数是先在资本市场环境较好的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后再返回A股资本市场上市。截止2014年12月31日，我国在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A股公司一共有85家，而在这85家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A股公司中，有51家公司是先在H股市场上市而后在A股上市，有18家公司是在A股市场和H股市场同时上市，只有16家公司是先在A股市场上市而后在H股市场上市。通过对这85家公司2000年到2014年A股和H股的股价进行分析发现，交叉上市存在同股不同价的现象，哪究竟是哪个市场的股价更能指导公司投资就值得思考了。根据股价形成机制，投资者基于信息进行交易，在交易中促成股价并将信息融入股价。而在我国A股市场上，由于散户投资者较多，且散户投资者由于获取信息渠道和自身专业知识等不足，而使得其交易更多为“噪声交易”，对股价信息并无太大影响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干扰。鉴于此本文初步认为H股的股价更能指导公司投资。　　但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进程不断地加深，我国境内资本市场建设不断得到完善，信息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且已逐步向国际资本市场靠拢。再加上，近年来，我国A股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创业板的大力推行、新三板的试行以及国际板的筹划运营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充足的发展，政策监管和投资者保护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由此可推测，我国A股资本市场正在不断缩小与境外发达资本市场之间的差距，特别是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差距。　　因此，本文以2001-2014年期间A+H股交叉上市公司为主样本，同时参照Lang et al.(2003)的研究方法，以同年份、同行业、年末资产规模最接近为标准手工匹配出纯A股上市公司作为对照样本，然后根据Chen，Goldstein和Jiang(2007)与Foucault和Frésard(2012)的模型和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A股公司在H股交叉上市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和IFRS趋同是否能缓和交叉上市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表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又进一步将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便更具体地探讨本文的研究问题。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章:绪论。作为论文的第一章，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方法、内容和框架及主要贡献。本章主要梳理论文的宏观环境和逻辑脉络。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从交叉上市、IFRS趋同和交叉上市对投资股价敏感性三个方面来梳理论文的相关研究文献，最后对这三方面的综述进行归纳总结，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方向。　　第三章:理论分析及假设。本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管理者市场学习假设;然后结合国外关于交叉上市和投资股价敏感性的研究与我国资本市场交叉上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假设一;最后从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一角度分析了IFRS趋同是否能缓和投资股价敏感性在交叉上市公司和非交叉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从而提出假设二。　　第四章:研究设计。本章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假设，详细地描述了验证假设的数据和样本的来源及处理过程;最后定义论文的各种变量和设计论文的回归模型。　　第五章:实证结果分析。本章主要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四个维度来分析论文的实证结果，描述整个论文假设的验证过程及结果。　　第六章:结论及建议。本章主要描述论文的结论，并揭示论文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回归分析，获得了以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来说，交叉上市公司在H股市场上的股价与公司投资之间存在正的显著关系，而交叉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的股价和非交叉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上的股价与公司投资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明，由于香港市场较我国境内市场更为成熟，在信息披露和法律监管等方面都好于A股市场，因此香港市场股价信息含量会更高，从而能更好地指导公司投资，进而整体上表现出较好的投资股价敏感性。　　第二，IFRS趋同未能缓和投资股价敏感性在交叉上市公司和非交叉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且IFRS趋同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即在交叉上市公司中，IFRS趋同能增强其投资股价敏感性，而对于非交叉上市公司而言，IFRS趋同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投资股价敏感性。这说明了单独改变会计准则体系并不能真正提高公司实际的财务报告和披露。国家在经济、法律和政治基础设施上的一系列变化也是不可少的，而最终还是取决于管理者、监督机构和审计人员的行为(Ball，2001)。且会计准则的执行与该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也是息息相关，地区或国家的市场化水平越高，法律保护环境越好，政府干预越少，则该地区或国家的会计信息质量越高，从而会计准则在该地区或国家的执行效果越好（姜英兵等，2012）。而香港市场在资本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等方面都是要好于境内资本市场，因此，新会计准则在交叉上市公司的执行效果更好，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效应也发挥的更好。而境内资本市场由于在资本市场制度和法律保护等方面还未跟上会计准则的改革，从而使得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欠佳，最终影响了IFRS趋同的初衷。　　第三，本文通过将样本根据公司产权属性分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然后分组进行投资股价敏感性回归发现，国有企业中的投资股价敏感性普遍比非国有企业的低，且IFRS趋同对非国有企业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要大于国有企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使得其受政府的干预较大，且其在一定程度上被肩负了民生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各地区经济发展建设等责任，这就使得这些企业在项目投资的时候并不会过分看重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而是着重考虑该项目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可能不会参考市场股价的表现，从而表现出较低的投资股价敏感性。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本文以在香港资本市场交叉上市的境内公司（剔除了金融企业和ST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参考Lang et al.(2003)的数据匹配思路，即按照相同年份、相同行业、年末总资产规模相近的标准，手工配比出非交叉上市的纯境内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研究了交叉上市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同时本文还根据公司的产权属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一步探讨了不同产权属性下交叉上市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关于交叉上市经济后果的文献，深化了我国投资者和管理者等对交叉上市与公司投资之间的认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投资者和管理者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公司交叉上市这一决策。　　第二，本文引入IFRS趋同这一变量来探讨交叉上市与投资股价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还支持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一理念，从而促进会计准则在企业中更好的实施。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引入IFRS趋同这一变量，探讨了其是否能缓和投资股价敏感性在交叉上市公司和非交叉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IFRS趋同未能缓和投资股价敏感性在交叉上市公司和非交叉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且IFRS趋同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存在不对称性。即在交叉上市公司中，IFRS趋同能增强其投资股价敏感性，而对于非交叉上市公司而言，IFRS趋同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投资股价敏感性。然而，在影响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环境的因素中，除了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环境外，还有其他一些宏观层面的因素，比如资本市场上的法律约束环境、资本市场自身的良性发展等，而本文未曾考虑这些因素对投资股价敏感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得出的关于IFRS趋同结论，并不是由IFRS趋同单独造成的，而可能是众多诸如资本市场法律环境改善了等的因素一同造成的。　　第二，我国A+H股交叉上市的公司数量较少，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共85家，特别是本文剔除金融业和极端值后，还根据公司的产权属性划分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引入IFRS趋同这一虚拟变量(POST)，使得它们分组后回归的样本更是偏少，因此本文的实证回归由于样本数量的关系，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三，本文主要参考Chen，Goldstein和Jiang(2007)与Foucault和Frésard(2012)的研究模型和研究方法，模型的控制变量基本是来源于这两篇文章，但他们的研究毕竟是以国外资本市场为基础，而本文研究的环境却是我国的资本市场。因此，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主要参考国外文献，可能会遗漏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