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雾霾天气的不断增多,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研究扣除环境污染后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因素,和进一步寻找节能减排和低碳环保政策的依据,本文构建了一个扣除生态环境污染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该测算框架包括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型和分解模型两个部分,前者使用了索罗余值法,后者使用了方差贡献法。基于上述测算框架,本文利用收集的宏观数据对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了测算,利用时间序列对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时间纵向分解,利用区域数据对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区域横向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四川环境发展的库兹涅茨曲线直逼倒“U”形顶点。四川经济增长经历了“先污染”和“后治理”两个阶段,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转负为正的临界点出现在2009年。该临界点以前,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了高于5.70%的总产出份额,争取了年均0.15%的产出增长率,经济发展模式较为粗放,生产过程中超限排放的污染逐年积累,可持续发展程度较低。2009年以后,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变为正增长,且增长速度有继续增大的势头,由于生产过程中清洁能源和高效技术的大量采用,用于修复生态环境的总产出平均每年以46.09%的速度逐年增长,四川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变得更集约,可持续发展程度逐渐回升。(2)四川二元经济结构中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四川非农业经济部门的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农业部门相差近10倍,非农业经济部门使用的能源更清洁,采用的技术更有效。分析表明人力效率是拉开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分别是资本效率和单位资本的生态环境消耗。(3)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导致四川经济的增长速度于2010年开始放缓。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虽然中间一度出现了1995年和2009年的两个小型波动,但是总体上的总产出增长率呈现出逐年变大的趋势,并于2010年达到顶峰。从2010年开始,由于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加速上扬,导致总产出增长率逐年急剧变小,并于2013年回落到2001年前的8%以内。(4)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活动投入要素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目前,四川总产出有5%的份额仍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因此投入要素结构有继续优化的空间,继续提升人力资本与实体资本对总产出的贡献份额,引进零排放的工艺,提倡零污染的活动,将生态环境的消耗降至最低,以达到生产和消费双重生态有效的目的。在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有关提升四川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建议：四川应继续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应继续扩大服务行业比重,应协调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应具体部署低碳环保工作,应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效率,应提高国际合作交流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