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尽管其内部的各代表作家创作手法、创作风格等各个不同，但创作姿态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他们都采用了一种在现实面前背过身去，而转向文学的艺术形式创新的写作。这股创作潮流在进入90年代以后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延续，或先或后，曾经的先锋小说家都收敛了形式实验的激情，而表现出了对当下生活、现实生存境遇的关怀热情。本文超脱于以往的研究者对于先锋小说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攀附，通过切实的文本分析，拈出文本中集中表述的各个问题，在分析与对话中去解答先锋小说在80、90年代的变迁背后的缘由，对先锋小说的兴衰流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先锋小说在形式实验与现实关怀之间的两难困境中的探索给整个文学史发展所带来的启示进行适当的阐发。本文除引言与结语之外，主体由三个部分组成。引言简略勾勒中国新文学的关怀现实人生的传统，在此背景下俯视先锋小说在80、90年代大致的变迁走向，在对比中提出问题，并引入弗洛伊德与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为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提供一个骨架。第一部分分析先锋小说从现实国度自我放逐的步骤：先锋小说虚构历史情景，既有对正史宏大叙事的解构，也有只是借助历史的幌子而纯粹进行叙事实验，表现出与新历史小说“和而不同”的特点；虚化人物形象，在西方“人学”思潮变迁的影响下，让人物失去了性格及现实关系，成为符号的动物，观念的载体；主题表现也由关注人的抽象存在境遇向主题的虚无也即没有主题滑行，最后走向了形式技巧的狂欢。第二部分描述先锋小说在90年代向现实回归的各个向度：余华在进入90年代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融入了民间世俗生活情趣与温情，在“父亲形象”上，由审判、“弑父”向对父亲的尊崇、膜拜发展，体现了对传统的不同指认；苏童和北村开始直面精神贵族们在当下世俗生活中的窘迫与挣扎；格非探讨了在欲望化的世俗存在中超脱精神困境的出路，而北村皈依基督以后的创作更进一步寻求人类的终极关怀；先锋小说表现出了形式实验的疲惫，孙甘露的小说也由语词游戏向故事情节的回归。第三部分分析了先锋小说在80、90年代之间变迁的原因，认为现实关怀与否是先锋小说成败系之的关键，对文学如何处理现实关怀与艺术创新的问题作了阐发。结语呼唤文学先锋的再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