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诗坛,与中国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建炎南渡密切相关,它集中反映了南渡后思想文化及文学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顺延到此后的中兴诗坛。可以说,南渡诗坛乃中兴诗坛的序曲,它为宋诗走向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一方面探究诗坛走向中兴的动力,另一方面揭示诗坛从低谷走向高峰的复杂过程。　　 本文从思想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南渡诗坛,着意于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研究,将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动态地考察文化政策、思想史及诗歌史的事件或现象,探究其中隐含的历史动机,梳理出思想、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或关节点,从而揭示诗坛走向中兴的动力。　　 南渡初年的学术文化语境,是本文首先论述的内容。南渡初,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成为南宋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一些在学术思想、人格魅力、气节品行等方面卓异的元祐党人,如苏轼、黄庭坚、程颐、司马光等人获得朝廷的推崇,成为砥砺品节、学文习道的榜样。　　 接下来论述的是创作主体在南渡时期的思想及行为方式,这关系到南渡政治文化生态及诗坛的走向。南渡初年,士人倡导“行义以达其道”,这种理念及精神原则对南渡士风的重建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陈渊与胡安国父子围绕《龟山墓志铭》,在陶渊明的接受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在陶渊明接受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还体现了南渡士人对进退、出处的不同思索。绍兴和议引发了“道义”、“功利”的思想分歧；反对和议的士人被排挤出朝堂,从政治中心走向政治边缘。绍兴和议之后,文丐奔竞的现象比较严重；与此相对应,“山林之士”砥砺品节、读书治学、涵养心性,他们对“君子”人格的践履,形成一道亮丽的思想文化景观。　　 理学新文化对诗人及诗歌写作的影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故所占篇幅最重。南渡之后,理学从崇宁党禁受压抑的状态中走出来,面临新的发展态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南渡初年,理学子弟大量进入朝廷中枢机构,且互相汲引,壮大了理学的声势；程门弟子还试图将“伊川学”向官方学说推进。这些引起了儒学内部的警觉,因而有陈公辅请禁“伊川学”。理学的修养方式,获得了一些文人的认同；吕本中、朱松等人对理学的主动接受与发扬,标示了南渡诗坛的新走向——诗坛深受理学的浸润。最先接受理学的诗人,认为致知格物乃修身之本,文章乃余事；一些极具理学特质的诗学理论也开始形成,如“活法”、“悟入”等。南渡文人的诗歌写作中,或深或浅地渗透着理学观念:理学观念或立场的明确表达,“孔颜乐处”的追寻,咏物诗写作中格物理论的深入,等等。因创作主体身份的不同,南渡诗坛上有所谓诗人之诗、学人之诗的分别,但它们有共同的指向:都强调中正平和的诗学宗尚；都强调“不俗”,追求君子之操、胸中气象；积极探索诗法技艺,初步形成了师法自然的观念。　　 本文还论述了中兴思想对诗坛的影响。南渡文人的中兴思想,植根于他们对家国灾难的切身体验。因此,他们都有浓得化不开的中兴情结；与此相关,抒写中兴情结也就成为诗坛创作的新主题。南渡文人纪述流亡奔波与亡国反思的诗歌,充分表达他们最直接最现实的中兴关怀。南渡文人对赵宋王朝的中兴想象,基于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京洛追忆,并希望朝廷能够复兴祖宗大业、恢复中原,这些在诗歌写作中同样有所呈现。　　 在诗坛走向中兴的路上,南渡诗人上承元祐、下启乾淳,在文化统绪、君子理想及人格、理学文化、诗法理论、中兴思想等方面,都为此后的诗坛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绍兴时期,南渡诗人与中兴诗人在思想观念、精神气格、诗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代际间的传承。在变与不变中,南渡诗坛不断向中兴诗坛推进；中兴诗人守正而变,迎来了宋代诗坛又一高峰的出现。　　 此外,文末的“南渡思想、文学系年”也是本论文的有机构成部分。该系年从纵向展开诗坛走向中兴的过程,与正文论述部分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