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化人类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以克利福德和马尔库斯编辑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反恩人类学或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人类学家。他们主张在“客观性”神话破灭，人文社会科学出现“表现”危机的学术背景之下，“写文化”的任务就是要把文学的意识引入到民族志的写作实践中，这种用文学形式进行的人类学写作被称为民族志诗学写作。实验民族志强调多种视野和观点以及对文化边界的超越。民族志诗学写作也由此使得文化的书写获得了自由和多种可能性。在文化人类学的转向中，人类学者和文学研究者走到了一起。　　“文化自觉”使本土人在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动不居中，意识到本文化的存在。他们不再安于作为“文化他者”而被单向度地建构，而是在“他者”与“自我”、“异文化”与“本文化”的相互建构中，致力于彻底属于他们自身的整体文化目标的实现中，由此完全摒弃那种由外来观察者撰述的传统民族志式的表达文化的方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虚构逐渐遭到抛弃，文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文化的认同也转变成为个人意识的自我把握。　　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这种转向，对于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有着很大的启发。少数族群作者作为本土人士，基于对母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体察、洞悉，穿梭于双重身份与异质文化之间，从而进行的民族志诗学写作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在描述主体与被描述客体的张力之中，获得一种全新的视野，一种巴赫金所构想的多重声音的对话。民族志诗学写作以“文化自觉”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反思人类学家“写文化”的民族志书写范式。　　少数族群作者运用汉语进行跨文化、跨族别、跨地域的“边界写作”，经历了由从语言上疏离母语到从精神上回归母语意识和母语文化的心路历程。他们始终面对着文化身份与民族归属的尴尬和困惑，在多种文化的冲突和交流中充当对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旁观者、创新者、包容者和“协商者”的角色。　　文化人类学对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有着双重的影响，它给与人们一种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实现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视角。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志诗学研究由此获得了推动多元对话，促进人类文化经验交流互动，重新整合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