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在“三期叠加”中已步入了中速增长的“新时期”,未来经济走势仍充满不确定性。国外一些文献如Deng和Wen(2016)等指出,在经济不确定性下,资源会流向流动性和安全性(质量)。所以,在含有家庭和企业这两个最市场化且最核心经济部门的基本模型中,本文首先探讨了具有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货币性资产配置。在扩展模型中,本文还将房地产和对外经济部门纳入本研究中进行分析。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金融市场欠发达、资本市场不完备且安全资产相对缺乏,而这两个经济部门所提供的房地产和外汇资产对每个家庭来说也相对安全且具有较好流动性,尤其是在世界和中国的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中国家庭对“好资产”需求急剧增加且市场上“资产荒”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当然,房地产和对外经济这两个部门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本身也十分重要。因此,本文的核心是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的统一的理论模型来较系统地探讨在经济不确定性下,资源怎样更加流向封闭经济中货币性资产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与开放经济中外汇资产的机制机理,以及分析政府为稳定产出、就业、通胀、外汇储备和汇率等经济目标所采取货币金融等宏观政策的作用效果如何。笔者认为,这是危机后不确定性环境下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虽然对每个家庭来说,货币性资产、房地产以及外汇资产的共性是相对安全且具有较好流动性,但它们的其他性质完全不同。首先,货币性资产作为计价物没有价格,而房地产和外汇资产则具有价格;其次,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性资产具有一定的折旧且牵涉到土地的价值和供需,而外汇资产则另外牵涉到汇率和跨国资本流动。因此,在内容和结构上,本文对这三种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安全资产单独进行分析显然非常有必要。直觉上,在世界和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中国家庭将增加货币性资产、房地产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以及外汇资产这些“好资产”的需求。本文较系统的理论研究结果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下,与这些经济直觉类似,资源会“脱实向虚”,更加流向封闭经济中的货币性资产和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以及开放经济中的外汇资产,导致家庭消费和企业生产性投资以及整个经济的总需求与总产出下降;房地产部门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土地和商品房需求增加,地价和房价上升;以及开放经济中的外汇储备下降和资本外流。显然,这一理论结果与危机后中国现实经济的运行情况基本一致。在封闭经济中,为应对不确定条件下微观家庭和企业更趋向于配置货币性资产的行为,政府以名义利率为工具的货币政策能够更为有效地平滑由于收入不确定性而造成的经济波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模拟分析表明,若实施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则随着利率规则反应系数的加大,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引致的实体经济部门萧条和房地产部门过热的症状将缓解。此外,在房产限购下,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对实体部门的不利冲击减弱;与此同时,过热的房地产部门则得到一定的抑制。当然,经济不确定性的上升和房产限购政策的加严均会加剧家庭消费不平等。在开放经济中,为稳定产出、就业、通胀以及外汇储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目标,整体而言,当面临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央行采用货币数量规则并配以对外汇储备变化作出反应的资本管制政策相对最好。事实上,这种政策配合目前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在现实经济中所选择的。与以往涉及中国宏微观经济运行及货币金融政策的一些国内研究不同,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基于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本文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的核心是对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的模型刻画。事实上,利用一个较统一的DSGE理论框架来系统地研究不确定条件下中国经济中的各种微观资产配置并对各种宏观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比较分析,这是本文最大的不同或者说创新。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如此做。本文的一个不足是仅主要分析货币金融政策,笔者未来的工作之一是对其进行财政等其他政策方面的扩展。本文的另一个不足是未能将货币性资产、房地产以及外汇资产放入同一个理论模型中同时加以分析。这是本文一个尚未克服的技术难点,笔者目前还未找到恰当的方法来解决。显然,这是笔者未来需要对本文继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