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国出台《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允许公司计提四项减值准备,当年约10%的上市公司年报进行了四项计提。1999年,全部上市公司均实行了四项计提,当年隐性呆、坏账剥离挤掉资产水分418亿元,相当于总资产的2.57%,占股东权益的5.36%。2001年施行《企业会计制度》,“八项减值准备”取代“四项减值准备”。当年上市公司年报共计提210亿元,比2000年多提150亿元;但是,经八项计提后,2001年上市公司经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与调整前己相差无己,前者为2.38元,后者为2.464元,二者相差仅有3~4个百分点。2007年,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该准则不允许上市公司转回计提的减值准备,并界定了准则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会计选择的行为。然而,在资产减值的会计规范逐步完善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一些现象:2003年方大A(000055)为避免连续两年亏损,其年报显示“本集团对应收款项计提一般坏账准备,分别不同账龄的应收款项按不同比例提取。对账龄在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原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00%,自2003年1月1日起,此比例变更为50%。本集团是考虑公司的实际情况及行业特点作出此项会计估计的变更的。由于此项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使得本集团2003年度的净资产及净利润均增加7150409元。”可见,仅降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就贡献利润715万元,占当期净利润1057.97万元的67.58%,而当期的应收账款增幅却远大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该公司确无充足证据来证明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重要性。又如ST轻骑(600698)2002年全年巨额亏损34亿元,创下了上市公司当年最大亏损额记录,其中42亿元为巨额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其2002年年报中,上市公司董事会认为,“轻骑集团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自身经营和偿债能力十分低下,己经不能偿还对公司的关联欠款,为充分揭示风险,董事会决定全额计提相应账目坏账准备”。年报显示,ST轻骑主营收入由2000年的5.3亿已增加到2002年的6.6亿,总资产由3.9亿增加到9.5亿。而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显示,2002年年初坏账准备合计是2.57亿,年末却达到29亿,一年内增加了近27亿,是当年收入的4倍多。尽管每个公司都按账龄长短有5%到100%的计提比例,但一年内增加数目如此之大,显然是新账老账一起算,一次亏个够。2007年新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是对原资产减值会计一个非常有利的突破,但由于缺乏详细的操作指南,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也仍存在会计选择的空间。基于以上现象,我们不禁会问: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更稳健地确认当期收益,更真实地、公允地反映资产的质量特征和财务状况,还是会灵活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到底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2001年之后企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和澄清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披露更具决策相关性,对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辨别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做出正确决策,以及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与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本论文从国内外资产减值准备制度的回顾入手,首先对新减值准备准则制度进行了国内外比较分析;其次,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必要性和选择执行进行理论分析,并指出新会计准则仍存在的会计选择空间;再者,利用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健全我国资产减值会计制度的几点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五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明晰论文的研究意义,在综述和评介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给出论文的和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第二章,首先从美国资产减值准备制度的历史、国际会计准则中关于资产减值规范的发展,以及我国资产减值规范的发展三个方面回顾了国内外资产减值制度的历史进程;接着,从探索、发展和发展新阶段三个时期介绍我国资产减值制度的相关规范,并围绕使用范围、减值准备转回、现金单元等方面分析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以及从增加可收回金额计量的操作性、引入“总部资产”概念和对商誉的处理不同等五个方面比较新旧准则内容;最后,重点探讨了新准则对会计信息和会计选择行为的影响,深入分析了新准则仍然存在的会计选择空间。第三章,从资产评估理论、会计目标理论和谨慎性原则三个角度分析计提减值准备的必要性,充实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理论基础;同时,借助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会计选择的行为给予经济学解释。第四章,结合已有研究结论,基于三大契约成本、政策监管要求、公司治理和审计意见四大方面提出本文的7个研究假设,选取深沪A股2004年1097家、2005年1133家、2006年1199家上市公司作为有效样本,以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规模、上市年限、管理层变更与否、资产负债率等作为解释变量,分别构建线性回归模型(OLS回归)、Panel Data回归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对深沪A股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上市越早的公司,越有可能少计或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相对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而言,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计提的减值准备要少;“前一年亏损、第二年盈利”(即具有“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可能为了避免连续亏损、遭受管制而转回或少提减值准备;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多计提减值准备,即发生“大洗澡”行为;具有配股动机的上市公司为达到配股要求具有少提减值准备的倾向;同时,由于2006年4月配股资格政策要求的变化,04和05年为达到配股而少计的上市公司可能会在06年将前两年未提足的减值准备进行计提,从而存在多计行为。第五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论文研究结论,从资产减值相关规范、完善资产评估制度、重视审计意见、加强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和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共五个角度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我国资产减值准备制度的政策建议。区别于已有研究,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如下三点。其一,不局限于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亏损上市公司减值准备计提行为,本文围绕契约成本、监管政策、公司治理和审计意见四个方面提出假设,对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减值准备计提行为进行了全面实证研究。其二,已有研究多数针对1998年和2001年减值准备制度出台后的会计年度内的多计、少计和大额追溯调整行为进行研究,而本文基于减值准备制度日趋完善和已出台近一年的2007新会计准则中减值准备制度规范出现重大变化两点事实,利用2004~2006年的数据,重点研究上市公司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的多方面影响因素,剖析其内在动因,以期对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中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规范提供指导性建议。其三,本文将新会计准则(2007准则)实施前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可以为评价新准则实施效果提供一定的分析框架和证据支撑。论文的主要局限在于:由于国内上市公司关于资产减值方面的信息基本上都在定期报告中(尤其是在年度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囿于收集数据难度,论文未能结合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无法就会计准则变化对上市公司计提行为的影响这一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此外,进一步分板块分析不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的差异对于全面、深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