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复兴，并不能掩盖墨子伦理思想研究在整个墨学研究中的薄弱地位，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墨子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兼爱”、“非攻”、“义利关系”等传统墨学研究的显性领域，在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教育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则显得相对不足，尤其在墨子颇具特色的经济伦理、消费伦理、政治伦理、宗教伦理甚至教育伦理等领域，成果也未能得到很好地彰显，从而与墨学研究在政治、军事、科学、逻辑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照。因而，有必要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墨子贵生、消费、尚贤、非攻、生态、宗教等伦理思想，并通过比较，对墨子伦理思想做一个力所能及的概括与整合，诠释墨子伦理精神的当代价值，从而对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建构，提供可能的借鉴。
　　墨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展开线索是:以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转型为原点，将墨子伦理思想的研究放在社会剧烈转型与整合的特定历史情境中，来解读其特殊的富有时代意蕴的伦理内涵，并从“人性欲生”的生活视角理解墨子“兼相爱”的伦理情怀，以生活的伦理解读伦理的生活，进而把握“赖其力者生”、“一天下之和”、“尚同”、“尚贤”、“非攻”与“天志”、“明鬼”等道德选择的现实意义。由此，寻求理解墨子伦理思想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至关重要，以此为据，方能把握墨子伦理思想研究所处时代社会现实的非常态特质，在历史相对性的视域中，探究和理解墨子思想作为“显学”存在的相对性的伦理意蕴，避免伦理思想研究中超越历史的形上分析的流弊，从而接近墨子伦理思想相对性存在的历史真实。因而，本文墨子伦理思想研究不仅包含“墨子”个人的伦理思考，还具有墨家学派整体观念发展的伦理思想的延续，这样墨子伦理思想研究才会显得更加丰满，富有历史意义。
　　墨子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以“义利天下”为价值旨归，方显出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并由“人性欲生”的维度求证人及其存在的意义世界。墨子以“刑与知之处”的理性，引领人们进入“兼相爱，交相利”的“爱人”的道德境界，并以此区分“义政”与“力政”，通过“诛无道”伐“不义之攻”，从而实现“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的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和、百姓阜”的政治文明之境。在经济领域，墨子更加关注“生民之道”，力倡“赖其力者生”，以此突显分配的正义原则，通过对节用之道与消费平等的阐释，揭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社会道德责任。墨子通过“天志”与“明鬼”的方式，将“天人合一”归于“民意”，跳出宗教思辨的俗套，以功利主义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关爱民生，使其宗教伦理富有浓厚的人性关怀的伦理气质。
　　墨子对“非攻”之义的阐解不仅仅在于实现“诛无道”，其现实功用则在于引导天下之人彼此“兼相爱”、“交相利”，以此类推天下，从而显别于儒家的“礼主孝先”的仁义天下的传统，这与社会生活的安顿是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的。所以，反映在生态伦理方面，则“非攻”表现为爱生、重生、爱自然环境、保护人口生产的生态和谐，这符合墨子关注生命的生态伦理关怀的原初意指，“非攻”爱人、爱自然，富有“天人合一”的伦理关照，是为“天地之大德”，此与传统意义上的“非攻”思想的“正义”阐解，不尽相同。
　　因此，墨子对人性至善的人间“良道”尤其期待，故而以道德教育渴求立德、立人、立业的伦理功用，主张强力作为，实现义利统一的价值匡正。墨子以其“博爱济世”、“中万民之利”的伦理精神，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儒、道、法等其它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合理的参照，其中诸如自然与环境的和谐理念、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意识等伦理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研究有所补充，并增益于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
　　墨子伦理思想的研究视域，不论在形式上如何多元，不论其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总让人能够体会到一种浓烈的生活气息，这是墨子伦理思想研究过程中非常显著的特征之一。墨子虽以“兼”突出人伦之“道”的理性安顿，然而，“纯乎天理”绝非是唯一的。墨子对人生秩序的渴求恰恰又充满了感性的欲望，在墨子看来，最高的道德原则取决于生活的愉悦，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伦理欲求即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的生活欲求，这就是墨子所谓的“义”。这个“义”其实就是利，它是可以感知的经验世界，实际上它就是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深切体悟到的生活实利。《墨子·经上》云:“利，所得而喜也。”这里所指的“所得而喜也”在现实世界的经验表达即是“衣食者，人之生利也”，人之生生的喜感来自于生活的实利感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无疑深切体会到了墨子对道德真谛的阐解，道德是人欲的调适，而非人欲之灭失，道德关注的是生命的存在，它不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墨子的“义”即是“利”，二者是统一的，合乎生活需要的利，它就是义。这在客观上化解了传统道德认识上的“理”与“欲”的紧张对立关系，对先秦理性原则的过度彰显，是有所规约的，这是墨子义利统一之辩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