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购房政策紧缩、产业结构调整等多种原因的相互制约,国内许多房地产公司都面临生存挑战,其中一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务危机以烂尾楼的形式,转嫁到大量购房者身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激化社会矛盾。烂尾楼业主维权成为这一背景下的社会结构性产物,对我国社会的结构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SM烂尾楼维权群体的组织与行动为研究内容,剖析维权过程中的宏观背景与微观过程,试图寻找有效的维权手段,提供烂尾楼问题的解决经验。综合运用社会动员理论、冲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笔者了探讨业主维权行动模式的变化与发展,分析其行动困境与行动效果。烂尾楼业主群体的行动模式与群体内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互构关系。行动模式的实现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网络为基础,行动模式的执行会强化或削弱这种网络状态。群体内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先觉性,能够在群体行动模式确定前,作为可能的行动标志。通过对群体内社会关系网络的观察与塑造,能够有效引导维权群体形成有效合力,实现自我救赎。依据烂尾楼事件中群体维权行动的历程,提炼出三种不同的维权行动模式:等待救援的行动模式、冲突对抗的行动模式与共商共讨的行动模式。等待救援的行动模式基于公民对政府的依赖与信任,向政府求助并等待回应。此时群体内网络呈现离散状态,以小规模维权行动为主。该行动模式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小,占用较少的公共资源。当政府因客观原因无法达成诉求且未能及时沟通,群体内会导向规模大,破坏性强的冲突对抗的行动模式。该模式下群体内网络由强烈且统一的情感实现联结,达到集中势顶点,权力向个人集中,群体受个人能力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群体行动中会偏向情绪表达,有触犯法律法规的风险。共商共讨的行动模式需要维权群体内完成一定的组织化,形成相互协作与制约的代表团体。群体内社会网络中的如岛屿般形成子群体,其中心形成了大群体的中心集团。子群体中紧密互动,促进群体成员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化,利用群体成员的资源禀赋,实现群体资源整合。维权群体与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的协商讨论,消除信息差,发挥群体内能量,通过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的整合,为维权群体自我赋能,从而在政府见证下,与房地产开发商一同解决烂尾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