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之交，中国和日本相继进入封建社会的最后发展阶段，中日国内体制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不约而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然而，锁国并非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如将其与东亚国际贸易相联系来考察，则毋宁称之为国家政治权利控制下的有限对外开放暨广州、长崎“一口通商”之贸易形态。就输出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输出品包括生丝及丝织品、瓷器、茶叶，主要输出品为棉布及糖；长崎大宗输出品为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主要输出品为俵物、诸色物、粮食。就输入品结构来说，广州港口大宗贸易输入品包括贵重金属（主要指白银）、香料，主要输入品为米粮；长崎大宗输入品为生丝、织物类商品，主要输入品为荒物类商品。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两港口核心贸易商品的生丝及白银为亚洲贸易的良好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也对中、日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锁国体制”对两港口影响力度的不同，广州、长崎对外输出品等级和流通范围以及输入品等级和商品来源区存在较大差异；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重要贸易集散地的广州，无论是港口贸易量及额度还是贸易商品流通及来源范围均非长崎所能比拟。然而，在近代东亚转型期来临的前夜，两港口对各自国家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却迥异不同，亦影响到后来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