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骚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式与“诗体”双峰并峙。前辈学者对此已研究甚多，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骚体”诗的形式特质上，较少深入探讨“骚体”的内在实质，更鲜有能触及屈原辞作之本质者。在我看来，真正能够揭示屈原辞作的本质特征的，应该是屈原辞作所特有的“诗内核”——屈原辞中原初的创作尺度与母题。这一“诗内核”与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关系重大，并作为屈原辞的本质特征成为了屈原诸辞作的主旋律。以下分别从结构形式、思想意蕴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章笔者探讨了《离骚》的形式层特征。《离骚》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二元对立”的特征，因此，《离骚》中的对偶句可分为并列的“二元”与对立的“二元”。这种划分清楚地揭示了屈辞得以生发、拓展的机制：因为有大量顺承的并列二元存在，屈原辞得以形成长篇大制；而少量对立二元在篇章中的适当穿插又构成了文法上的波澜起伏。而且这样又适足以构筑高一级篇章上的“二元对立”，于是屈原辞之章法得以成形。 第二章笔者探讨了《离骚》的思想意蕴层特征。屈原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强烈的“王者”情结，这个“王者”情结根源于屈原特殊的家世。屈氏一族发源于王室，但到了战国末年已经衰落。屈原面对家、国衰落的残酷现实，有中兴楚国与屈氏家族的雄心壮志，然而一再遭谗受讥。屈原始终坚持着不懈的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了一种荒诞中的悲壮精神。 总体而言，《离骚》一诗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结构形式与思想意蕴是不可分割的：它的结构形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它的思想意蕴则是有着清楚内在理路的思想。因此，长诗《离骚》在本质上鲜明地体现了形式与内容对立与统一的辨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