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数字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各行业间的融合发展程度逐渐加深,基于服务业衔接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媒介属性,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推动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发展,全球服务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由此数字服务贸易呈现迅猛的发展态势。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现代数字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已经远远小于传统数字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传统数字服务贸易也受限于服务贸易的巨大成长空间,迫切需要提升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效率。服务的数字交易模式对各国的监管措施以及各国的贸易规则造成了压力,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模式在世界各国没有完备的政策以及法律制约,针对数字服务交易这一新的交易形式,各国政府出台了各种限制措施。当前,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中面临的棘手问题就是各国出台的关于数字贸易的相关壁垒。因此,本文考察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为数字贸易在服务业方面制定合适的监管措施提供有益参考,也为数字经济浪潮下如何提升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指导方向。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点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内涵、数字服务贸易限制以及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论述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介绍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概念界定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和弗朗科斯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阐释了基于研发投入和进口产品种类的作用机制分析。第三部分介绍了样本国家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水平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发展特征,一方面研究数字服务贸易限制的测度框架,测算出政策领域和国家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依据指数分布情况展现了各国的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水平;另一方面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随机贸易非效率模型和前沿引力模型等理论模型进行说明,测算各国总体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均值,分析这些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发展特征。第四部分借助OECD-DSTRI数据库构建了测度数字服务贸易潜力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影响因素的贸易非效率模型,考察了 2014年-2019年71个国家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对基本模型进行了适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探究了在不同政策领域和不同服务行业下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差异性影响、研发投入和进口产品种类等作用机制的验证以及验证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调节作用。第六部分根据前文对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和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分析归纳出主要结论,然后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自由度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数字服务贸易中的非效率损失,即对出口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存在直接的抑制作用效果,尤其是针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的出口效率提升的阻碍程度更明显。第三,政策领域方面基础设施连通性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作用渠道中研发投入缓解抑制效应的影响程度更明显,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时有效调和了其抑制效应。最后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以供参考:推动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多边谈判,加强各政策领域的规制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融合,鼓励跨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积极培养数字化技术人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本文致力于考察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创新之处体现为:一方面,本文聚焦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考察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对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基于贸易非效率模型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是否签订区域服务自贸协定以及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等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因素全面分析,在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充分性方面丰富了数字服务贸易限制的经济效应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引力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对贸易潜力进行研究,本文同时运用时变和时不变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对比研究,考虑了影响贸易出口效率影响因素的时变程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