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国际法中的最低待遇标准进行了研究。国际法中的“最低待遇标准”一直尘封在1926年混合求偿委员会在“尼尔案”的裁决里面,西方国家将之作为对外国人待遇的绝对待遇标准.文章从“尼尔案”出发,解析“最低待遇标准”产生的背景,“尼尔案”裁决对“最低待遇标准”内涵的确立,以及标准产生之后带来的影响。外商投资的待遇标准是国际投资法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低待遇标准”的研究价值显然被“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光芒掩盖,而在NAFTA体制下,美、加、墨三个成员国将“公平与公正待遇”视为习惯国际法下的“最低待遇标准”的一部分。学者对这种立法设计进行了诸多评判,因为由“最低待遇标准”引发的NAFTA仲裁反映了公约设立意图与现实提供给投资者实质保护的尖锐矛盾,以及对东道国主权的伤害,尤其是当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成为违反“最低待遇标准”的被仲裁方。对于争端的当事方,私人投资者和成员国,都需要对“最低待遇标准”和“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内涵和责任范围重新进行反思。否则,频繁的仲裁程序会损害东道国的经济主权,而投资者的利益也无法获得实质性的保护.经过分析“最低待遇标准”与“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关系以及“最低待遇标准”与习惯国际法的关系,文章认为,应当将“最低待遇标准”缩小到习惯国际法的范围内,推动主权国家的实践趋同,逐渐将“最低待遇标准”和它所包含的“公平与公正待遇”的内涵明确,达到既维护东道国的权力行使又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具体的权利保护救济引导的双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