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通过人际交往获得安全感乃是人类生存的本能需求。作为一种显性的社会现象，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有交往的中介----礼物，礼物馈赠的触角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散于世界各地。而礼物的流动总是基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可以说社会关系和礼物流动的作用是相互的，即礼物促成了社会关系，亦或是社会关系创造了礼物。本文以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媒介----礼物为研究对象，综合使用个案研究、民族志、比较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力图展现一个中国普通乡村百科群像式的礼物关系网，以点看面，从一个村庄礼物属性从表达性向工具性转变来作为考察乡土社会人际交往变化的一个面向。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首先作为同姓村庄的Q村基于血缘的联系使得村庄内部较为团结;其次，相对平坦的地貌使得Q村呈现团块状毗邻聚居的特征。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一定程度上使得Q村的信息传播较为通畅，也为Q村村民展开人际交往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另外，建国以来农村的几次政策性变化给包括Q村在内的整个中国乡村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笔者将Q村这一受影响的变化历程概括为从较为均富的公社时期到开放户籍打工择业再到向城市进军的野蛮生长，即从“集体的平庸”到多劳多得各展所长。在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作为社区内部人际交往媒介的礼物从未缺席，在不同场景下礼物的存在方式不同。第二章通过Q村亲历老人口述的方式力图再现Q村的表达性礼物，这种礼物表现为一种纯粹的馈赠和人际交往的一种仪式。表达性礼物作为亲情和友情所包围的馈赠，使得人际交往的主体较为舒适，无论是婚姻嫁娶还是逢年过节的送礼等，都让参与人际交往的主体感到身心愉悦。同时，礼物的流动所呈现的是Q村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交往，这些人际交往反映了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聊表心意的礼物不仅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也作为一种仪式成为村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同时，通过表达性礼物的往来，一定程度上强化了Q村内部“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第三章通过整合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第一手材料可以发现，Q村人际交往的礼物成本已经成为村民经济和心理上的不可承受之重，这种身心的双重压力来自于礼物存在的无孔不入以及成本费用的直线式增长。礼物“一报还一报”的漫漫循环以及有一就有二的自带粘性使得使得礼物的成本不断“溢出”，处于不同家庭发展周期的参与者在人际交往中的得与失并不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同时，中国人的脸面观在人际交往的礼物运作中大行其道，尤为让人警惕的是作为社会资源交换载体的关系逻辑占据上风，礼物已经成为获取利益与资源的工具，对自身有益的某些功利目的成为工具性礼物重要的逻辑起点。第四章从整体上概括现阶段Q村甚至整个乡村社会人际交往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乡村社会的年轻一代对于传统礼俗的不屑一顾，使得乡村礼俗传承的后继乏力;其二是村民们心理上的隔阂使得乡村共同体不再坚不可摧，“我们”的共同体渐渐式微。这种人际交往的困境对包括Q村在内的乡土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五章对于Q村出现的从表达性礼物到工具性礼物的变化，从个人意识和经济理性等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如下几个结论:第一，礼物的流动是个体或群体行动表达的一种方式，礼物为个体完成社会互动、形成新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但是礼物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表达形式却是多方面因素“勾连”后的结果;第二，在Q村人际交往的过程中，表达性礼物与工具性礼物总是交织在一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礼名目层出不穷、礼物漫漫循环中成本的不断“溢出”使得礼物成本不堪重负礼物的去“礼”化和货币化使得经济理性深入到Q村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投入成本最小而回报收益最大的目的使得礼物变成一种投资式交换，工具性礼物逐渐占据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