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严歌苓在异国他乡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着“中国叙述”:从对海外华人的生存困境的叙述，到追溯海外华人的移民历史;从对中国抗战的历史回望，到从世界主义视阈看“二战”;从“文革”历史中对人性的弱点透视到探寻潜存在人性深处的善与美。严歌苓的中国叙述，跨越了地域界限，从中国跨越到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境遇与心态;跨越了时间界限，从当下中国回溯到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事件中，从早期中国移民历史，到抗日战争历史，到“文革”历史。在异国他乡，身处“边缘”处境的严歌苓，游离于中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以自身独特的历史观，为我们呈现了一部部别具特色的中国叙事。　　出国的经历，使严歌苓深刻体验到了身份变化带来的对自我、对文化的重新认知。经历了“连根拔起”的伤痛，严歌苓以惊人的敏感刻画了移民个体在异国所遭遇的生存、情感的困境，以真切的个人经历书写着移民群体的敏感和脆弱;同时，女性、移民的双重身份，使严歌苓更深切地体验到“他者”的处境，她深入探讨这种文化困境，以边缘人的姿态，审视女性、审视东方——作为西方对立面的“他者”身份，在异域重新思考和建构“他者”历史，挑战西方和男性话语权威。曾经的从军经历和随外交官丈夫迁徙的非洲经验，促使严歌苓将目光投向曾饱受凌辱却依旧蓬勃发展的中国。抗日战争，这段不可忽视的民族大浩劫，严歌苓以青楼女拯救弱小的侠行义举，来重构这段曾被渐忘的民族灾难，妓女抗战的书写颠覆了男性抗战的话语权威，刺激国人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激发大众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新思考;同时，她又跳出单一的民族立场和意识形态，站在多元文化立场上重新审视、思考“二战”历史，思考战争中被放大的人性和后战争时代战争对个体造成的创伤。“文革”中长大的严歌苓，在国外以疏离政治意识的写作姿态，重构这段集体主义神话下的个人记忆，她的“文革”书写，既写出了“极左”政治下人性的异化和畸变，又写出了悲情世界中的温暖与救赎。　　严歌苓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既受西方文化浸染，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了从政治立场出发划定的单一的文化主题，站在多元文化立场上，回望中国，思考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回归，构建属于自己的家国想象。她笔下的中国书写，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意识形态，跨越了种族、文化等界限，在世界维度书写着中国历史故事。同时，她走出了男/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书写模式，突破父权制禁锢，重新发现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