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刺激国家GDP增加的内生动力,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消费结构是消费经济学中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它是反映居民消费质量和消费水平的真实写照。改革开放打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大门,自此以后我国的消费领域经历了巨大变迁。消费市场呈加快发展态势,总量规模明显扩大。居民社会消费形态由温饱型消费、小康式消费向炫耀性消费、品质消费转变。在国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我国农村居民仍然存在消费水平偏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高投资、高生产、低消费”的消费形态制约着我国经济更高更快的发展要求,影响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如何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下研究的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能源开发区依托丰富的能矿资源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消费结构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地处陕北能源开发区的榆林市是典型的能源富集区与农牧交错地带,有关农村居民的研究不同于其他西部农村地区,也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很强的区域独特性。1998年陕北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以来,榆林市经济取得飞速发展,局部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大幅提高,但因长期以能源重化工产业为主导产业,对资源的超规模开采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致使当地出现了“富区不富民”的现象,区域内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着城乡差距过大、空间分布不均等问题,因此研究榆林市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选择榆林市12个区县为研究单元,首先利用统计分析法、空间可视化分析法,分析榆林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时间序列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总结规律并解释成因。其次,借鉴前人经验,利用相关性模型分析榆林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各个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再次,基于前一章节结论与消费函数理论,利用2000-2015年榆林市面板数据,对农村居民纯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影响关系展开实证分析,从平均消费倾向、基本消费需求两方面研究榆林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县域差异并展开分析。基于上述内容,本文所得结论如下:(1)2000-2015年间,榆林市农村居民纯收入与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始终处于陕西省领先水平。人均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1 153元增长到2015年的8753元。食品消费支出在八类消费项目中占比最大,文教娱乐消费与居住消费占比逐年增加。总体而言,八类消费项目的结构排序依次为:食品>居住>文教娱乐>交通>医疗>家庭设备>衣着>其他。从消费资料的层级结构来看,生存型消费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发展型消费占比波动上升,仍有着较大的消费提升空间。(2)在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内,榆林市12个区县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北六县表现为波动下降而南六县体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北六县的恩格尔系数在数值上小于南六县,但南六县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北六县。生存型消费占比在2010年之前,体现出北六县高于南六县的特征,其中榆阳区、神木县始终处于全市领先水平,而南六县中的米脂县发展型消费占比没有明显变化,始终维持在20%左右的较低水平。2010年之后,北六县发展型消费占比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生存型消费中的居住消费项目大幅增加,挤压了发展型消费占比。同年,南六县与北六县的发展型消费占比差距逐渐缩小,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直至2015年,发展型消费占比在空间上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3)榆林市农村居民纯收入与消费结构的相关性最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导致消费结构呈现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其次,北六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主要受当地第二产业发展影响,而南六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与当地第三产业的相关性更高。除此之外,城镇化率也是影响榆林市南北六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关键因子。人口因素中,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对于北六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正向影响作用,原因主要是从业人口的增加,人力资源的充足有利于消费结构的明显改善。南六县因其农村居民人口抚养比偏高,老龄人口与学龄前儿童人口数占比较大,消费结构与人口规模存在较小的负相关性。(4)对榆林市12个区县农村居民纯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榆林市农村居民在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四个消费支出项目上的消费倾向较高,其中食品消费的消费倾向常年位居各类消费项目中的首位,榆林市农村居民随着收入提高,追加消费支出时仍然把食品排在第一位。居住、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列二、三、四位。这四类消费项目的消费倾向体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衣着、医疗保健、家庭设备这三项消费支出,它们的平均消费倾向在统计学意义下未体现出明显差别,造成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只源于基础性消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