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揭示严复《政治讲义》的文本渊源、解释其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从严复政治思想的渊源及其与言说对象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反思和检讨影响巨大的史华兹氏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通过揭示严复《政治讲义》的文本渊源质疑这种做法。《政治讲义》实为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西莱《政治科学导论》的中译本。西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思想在《政治讲义》中有所体现，因此严复的政治思想并非只有自由主义单一来源。 第二章阐明考察《政治讲义》的理论意义还必须联系其言说对象和中国语境。严译《政治讲义》与梁启超的思想直接对应。严、梁思想的对应反映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在学术观念内的分歧，1905年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直接促成了《政治讲义》的翻译和面世。严复借《政治讲义》所持的政治科学观念批评梁启超具有“心学”特征的政治宣传。 第三章分析《政治讲义》的重要内容文明论与当时思想的联系，阐明史华兹等重点关注的自由思想决非严复以及晚清政治思想的唯一主题。戊戌之后梁启超通过日本引进了文明论，认为中国不是国家。严复移译《政治讲义》中的文明论实际蕴含着对梁启超文明论的批评。严复对梁启超所倚重的日本学术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不仅已经是国家，而且早已经具有了国家观念。《政治讲义》的文明论的内涵和意义说明必须联系当时中国思想界的状况理解严复译作。 第四章考察了《政治讲义》的核心观念“政治自由”的含义及其意义，表明严复自由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传达了西方自由思想，而且在于参与了中国问题的讨论。《政治讲义》的“政治自由”固然基本传达了西莱的政治自由观念，却也体现了严复对其主要言说对象梁启超的批评。严复不赞同梁启超等人简单认定中国为专制政体，反对用民族主义建立立宪政体。这也说明理解严复自由观念也不能离开梁启超等同时代思想家的言论。 《政治讲义》的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都说明史华兹等人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今后必须超越现有的成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思想主流，尤其是英国、日本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来研究严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