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天礼”是古代帝王承受“天命”的一种宣示礼仪,它产生于上古时期,经历了“生殖崇拜”、“自然神崇拜”、“战神崇拜”、“祖先神崇拜”几个阶段。经过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使得祭祀权力,特别是“祭天”的权力成为了人间帝王的专属权,确立了第一次“天人秩序”。“天命观”的思想,在商周时期开始定型,周人提出“天命转移”和“以德配天”的思想,使得“天命”突破了血缘的限制,并成为了帝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来源,而“郊天礼”正是体现“天人秩序”的逻辑起点。“受命改制”是秦汉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个时期,国家从分裂的状态逐渐走向统一,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思想学说也在会通融合中趋向统一。同样,作为“国家祭祀”的“郊天礼”也经历了一个恢复和重建的历程,这一时期“郊天礼”思想发展的实质,是为现实的政权提供合法性的依据,成为“受命改制”思潮的外在表现形式。秦汉时期“郊天礼”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三个阶段”。“四个时期”是指“秦汉之际”、“西汉前期”、“西汉晚期”、“新莽和东汉时期”；“三个阶段”是指祭祀格局的变迁经历了“五帝祭祀”、“太一后土祭祀”、“南北郊祭祀”三个阶段。在秦汉时期“郊天礼”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思想学说的融合、会通的过程。秦汉之际的“郊天礼”以“五帝祭祀”为核心,体现了“五帝神”的方位属性；此外,秦始皇通过“巡狩封禅”实现了对东部地区“六国旧族”政治势力的打压,通过“封禅泰山”的活动,实现了在东部地区宣示政权合法性的功能；“五德终始说”所提供的“五行相胜”的理论为政权的更迭、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了思想解释的依据。在西汉前期“郊天礼”的发展中,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儒家思想也逐渐推动了“郊天礼”的发展。陆贾和贾谊对礼乐制度的论述,主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礼乐思想的重述。在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上,体现出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结合,强调“无为”与“仁义”的统一。到董仲舒,开始以“阴阳”为核心,重新解释以“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宇宙图式,在强调“阴阳”的伦理属性后,建构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逻辑,将自然天道与人类社会结合起来。西汉中晚期,京房以《易》学为中心,吸收了战国以来经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完善的宇宙图式,建构了新的容纳人类社会秩序规范的“宇宙图式”,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紧密结合。他还将“象数易学”与“乐律学”的结合,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接,完成了《易传》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融合,实现了对“天人之际”的理论说明。这种沟通将“郊天礼”从抽象的象征仪式,化为“律历融通”、指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新莽时期,刘歆又对此进行了完善,一方面实现了“律”对“法”的解释,即通过“乐律学”中“数”的思维来解释度量衡的内在联系,完成了社会管理中的“度”、“量”、“衡”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律”对“历”的解释,即通过《三统历》实现了乐律学对天文学的解释,并将历史发展模式融入其中,具有了一定的目的论色彩。东汉初年,光武帝通过“郊天礼”来宣示自己的“天命”正统,后来经过章帝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对礼乐制度进行了总结与规范,实现了礼乐制度的法典化。可以说在秦汉时期“郊天礼”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继承与发展”、“融会与贯通”的整体特点。通过“天道观”和“先王观”的论述,实现了“天命”与“道统”的关联；通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又找到了“天人秩序”的合法性依据。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大一统”国家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