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国际社会掀起了又一轮讨论中国模式有关问题的热潮。与以往不同,在这次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中,国内外学者之间的理论互动非常活跃,争鸣异常激烈。既有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也有提、不提或是慎提中国模式的分歧;既有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借鉴,也有创建“中国学派”,重夺话语权的主张。经过五年多来的发展,中国模式研究领域涌现了大量的有益成果,也出现了多种必须警惕的误区。在通往严谨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中国模式研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系统归纳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典型视角,分析典型视角的理论构成,厘清不同视角的内在逻辑,指认各种视角呈现的方法特征。在此基础上发掘不同理论视角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聚焦点,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尤其是中国模式研究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本文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两种视角,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视角和“后社会主义”转型视角为分析对象,试图描述其产生背景,分析其理论构成,厘清其内在逻辑,测度其理论光谱,归纳其理论聚焦。作为模式研究的核心对象——历史上落后的东方大国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本身多重的历史任务和多线程的发展形态决定了研究中国模式必然会采取多元视角和多重范式,也决定了任一视角必然存在测度死角和理论盲区。如果陷入边界不清,概念不明,对象模糊的无效争论的恶性循环,无疑将对中国模式研究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而合理借鉴,批判吸收,尤其是深入研究国外学者进行模式研究应用的理论视角及其研究范式,进而在方法论层面进行有益的理论争鸣,将会进一步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中国模式研究中:第一,应当从现象观察深入到发现本质,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负面认知源于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二元论模式,其形成和发展的根源并不在于中国自身对于中国模式持何种态度;第二,应当从趋势判断深入到价值发掘,全球化趋势决定了中国模式的关键问题在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第三,应当从问题导入深入到范式发展,在合理借鉴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建构模式研究视域中的中国特色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