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熟,抽象性的思维方式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科学理性在祛魅过程中逐渐成为新的神话,整个社会陷入意义空虚、存在破碎的现代性困境。身处时代洪流中的克拉考尔既没有走向崇拜科学理性的世俗化,也未求助于各类宗教化的思想,而是将自身的堕落历史观与马克思·韦伯“去神秘化”的历史观念相调和,同时受到齐美尔研究方法的影响,将“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作为“发现意义总体性”的可能,将习以为常的“物质现实表面现象”作为分析时代困境的材料,从“祛魅”与“救赎”这两个表面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发现一致性。他认为由科学理性带来的抽象性思维方式抽离了物质本身的物质性,造成了意义的空虚,如果想要打破抽象性思维的闭环,必须要对破碎的物质现实进行再认识。于是,他通过对大众文化内容与形式以及对以物质性为根本特征的摄影性媒介进行分析和运用,展开了对魏玛时代困境中物质现实的救赎。而“救赎物质现实”最终目的是为了重新恢复人的整体性,同时在某种层面上重回“意义充盈”的“统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