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东亚国家格局中的中心，其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对周边国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当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时期，此时的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朝鲜王朝时期，朝鲜朝使臣与中国明朝有着频繁的使臣往来，这些朝鲜使臣汉文化素质非常高，不仅能熟练使用汉字，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化非常的熟悉，他们在来华途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中有数量较多的诗歌文献。对这些诗歌文献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朝鲜朝使臣的思想状况。朝鲜使臣的大规模、频繁的出使明朝，必然会在其诗歌文献中留有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诗歌的的种种观点。朝鲜朝使臣诗歌的创作其实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中国诗歌的接受。在诗歌文献中咏史诗的创作，对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歌咏，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化在朝鲜使臣中的接受情况。朝鲜朝咏史诗数量有几百首，按照中国古代咏史诗的研究方法，朝鲜朝使臣咏史诗整体上看主要是“一人一咏”模式，也即“史传体”。这些咏史诗中被吟咏最多的人物和事件主要有先秦时期的伯夷叔齐主题、秦朝的秦始皇专题、汉魏晋时期的李广主题以及唐朝的天宝危机主题。这四种主题是朝鲜朝咏史诗的代表。通过中朝咏史诗的对比发现，从艺术上，朝鲜咏史诗受中国古代诗人、作品的影响很大，因此在形式上基本上处于对中国诗歌的模仿状态；而在题材内容上虽然也选择了中国古代诗人常用的历史题材与人物，但却又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而一味的束缚在儒家纲常伦理和君臣理念的表达上。通过对朝鲜使臣咏史诗的研究，我们能够发现从人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诗人诸如杜甫等人对朝鲜使臣的人格影响是非常大的；往更高的层次上说，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古意识促使使臣们咏史，而中国儒家礼制、君臣观念对朝鲜使臣的影响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