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1世紀中國學術的角度看,越南漢喃古籍是一批亟待發掘、亟待認識的資料。它不僅是一宗歷史文獻,記載了紅河、湄公河流域諸民族幾千年的社會文化活動;不僅是一宗文學文獻,反映了越南人民在詩歌、小說、戲劇、曲藝等方面的創造;而且,它是漢文化在越南的特殊結晶,代表了一種用漢字來記錄歷史、記錄文化的重要方式。這批古籍在抄寫刊印、傳播流佈、記錄分類等方面展現出不同於其它民族古籍的特殊風格。早在公元前三世紀末,《詩》《書》等典籍就可能伴隨著儒學教育傳入越南。現在河内、巴黎各公共圖書館,共保存了五百多種安南本中國典籍;在北京、杭州、廣州各大公共圖書館,查找到42種越南古籍。前者以佛經、道教俗信書、同儒學教育和科舉相關的典籍為多,後者則主要是史書和集部各類中的優秀作品。造反映了歷史上中越兩國在文化上彼此汲取的基本態勢,說明越南方面比較重視中國典籍的教化作用,而中國方面則更關注對方的文化創造。兩國典籍的傳播方式也略有異同。如果說越南典籍主要是通過使節交流、商業貿易、民間互往三種方式回流至中國的,那麼,中國書籍向越南的傳佈,則在較大程度上接了以下兩個因素的影響:其一是佛教的傳播,其二是以推行儒家文化為實質的科舉教育制度的實施。 在這段交流史當中,印刷術的采用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因為它代表了兩個典籍時代——抄寫時代和刊刻時代——的分野。就越南來說,這一分野發生在陳英宗興隆三年(1295),距中國雕版圖書之傳入已有三百來年。此後越南的刻書業得到了蓬勃發展,形成了以官刻、私刻、民間刻為三大組成部分的刊刻系統,也造就了越南漢喃古籍的四個重心:官方史書、宗教典籍、民間教育文獻、俗文學書籍。官刻以“化民成俗”為出發點,主要内容是官方史書、儒學書和御製典籍;通過分析現存書籍的序跋和牌記可以知道,曾刊刻書籍的寺廟至少在一百三十九座以上,而以河内省、北寧省、海陽省為刊刻中心。其中私刻書籍具有種類豐富、流通廣泛、讀者文化層次高的特點,既有家宅自刻之書和為前賢所刻之書,也有書坊所刻的種種舉業書和蒙學讀物。安南本是印刷術南傳的創造性成果,具有避諱嚴格、版心式样單純、喜用多層本、喜用簡化字和俗體字的特點。而大量越南抄本的存在提醒我們:在以刊本為主流文化傳播形式的時代襄,抄寫依然是基層社會文化知識的一種普遍而又重要的傳播方式。 越南典籍的特色,是和它資源貧乏的情況互為補充的。據《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現存越南漢喃古籍不到八千種;據我們多次調查,現存越南古籍目錄不到二十種。這種情況既是歷史造成的——越南經受了更多的戰亂,它同時也是文化傳統造成的——越南作者缺少“藏諸名山”的意識,不注意收集保存自己的作品,而歷代政府也疏於書籍的管理和典藏。從現有資料看,越南古代藏書主要得益於兩方面因素:一是推廣佛教的需要,二是發展教育的需要。越南圖書典藏史可以劃為兩個階段:李陳時代是以佛經典藏為中心的階段,黎阮兩朝則是以儒書典藏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