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经济学研究中,针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尤其对消费者商品选择行为的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得知不同商品在市场水平上的均衡价格和销售量,并将这一均衡结果看作是由消费者选择行为和产品销售方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但是对于规范市场发展的政府部门和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来说,单纯从市场整体水平上获得商品销售量和价格的信息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对于相关的政府部门来说,深入了解市场有利于产业政策的准确制定,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从而引导市场健康发展。对于相关企业,特别是处于竞争比较激烈环境下的企业来说,细致的市场研究有助于预测竞争对手的产品策略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等,从而在确定自己的最优决策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供求关系中,市场需求作为其中一方尤其受到广泛关注,而构成需求的基础——消费者的选择行为也越来越多地被企业和政府部门提及。例如,估计消费者对于商品的偏好,分析新产业政策的引入对于消费者偏好以及选择行为的影响等等。目前,国内对于消费者偏好以及个人行为的定量研究依然较少,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研究正受到政府以及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在中国,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是整体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重要的产业,本文结合市场特点,运用产业经济学研究框架下的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对消费者在不同市场上的选择行为建立理论模型并估计,分别对房地产市场和乘用车市场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具体地,本文首先对消费者在房地产市场上购买新房的选择行为进行建模和估计,从而深入考察了 2011年2月1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的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的政策效果。其次本文对消费者在乘用车市场上的购车决定建立模型并估计,研究了2012年9月发生在乘用车市场上的消费者抵制日系车行为。本文各章节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章首先介绍了房地产市场及限购政策提出的背景资料,其中从不同方面详细阐述了2011年中央政府确定实施限购政策前后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针对房地产市场不断升温现象的不同观点与解释。此外,由于本文以北京市的新房交易数据为基础,该部分还详细地介绍了北京市限购政策的要求。其次,本章简要介绍了中国乘用车市场的现状、企业结构以及消费者抵制行为能够在该市场发生并产生影响的具体条件。基于第二章阐述的关于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及乘用车市场上消费者抵制行为的背景信息,本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前述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第三章针对消费者选择行为建立分层随机效用模型（Nested-logit random utility model）（参考Berry,1994）,具体地,以城市行政区划分为层,假设潜在购房者先确定将要购房的行政区,再在该行政区内购买某一楼盘的住房。此外,对小区楼盘开发商建立利润最大化模型并假设开发商间进行伯特兰定价博弈。基于北京市2009年1月至2017年3月份间新房市场楼盘水平上的全部季度交易数据,同时估计供给方（开发商）和需求方（消费者）的理论模型。其中参考Berry and Jia（2010）的研究思路,以限购政策的提出时间即2011年一季度为界限,在事前和事后分别估计供给—需求模型系统,从而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限购政策进行分析。此外,在限购政策实施后的时间段内,基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本章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反事实分析情景,用以从定量的角度进一步分析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对消费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影响,继而给出全面的政策效果评价。供给—需求模型的相关结果表明限购实施以后,新房市场上消费者的价格弹性显著下降,从而说明以价格弹性高为特征的投资性购买明显减少,留在市场上的消费者主要以消费性购买为主,该结果也说明了限购政策在限制投资性需求方面的有效性。此外,反事实分析的结果表明:首先,虽然限购政策直接作用于消费者,但作为供给方的楼盘开发商也受到该政策的间接影响-改变了最优定价策略,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限购政策的政策效果。其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相比按是否具有北京市户口来区别家庭可购买的房屋数量,以随机的方式决定买房资格能够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提高政策效率。第四章针对乘用车市场上消费者对日系车的抵制行为进行分析,具体地,对于消费者的购车行为建立随机系数logit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logit model）。本章继续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其中,参考Hu（2018）对该次抵制事件持续时间的估算,将2011年至2014年间全国乘用车新车交易数据分成抵制前、抵制中和抵制后三个阶段,分别估计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然而不同于以往随机系数模型的估计方法,在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估计中,本章采用Lu（2018）中所提出的非参数估计方法,应用于本文时该方法将系数估计中非线性部分转变为线性形式,从而显著地节省了估计过程所需的时间。在估计中,本章重点考察由于抵制日系车事件,消费者从事前到事中对不同日系车品牌偏好和支付意愿的变化,以及估计该抵制活动对日系车厂商的市场份额、销售量及收益的影响。基本结果表明,首先,从抵制发生前到抵制发生时间段内,消费者对于所有日系车品牌的偏好和支付意愿均下降,其中,消费者对三大日系车品牌——本田、丰田和日产的支付意愿下降最明显。其次,基于从事前到事中消费者由于抵制事件而对日系车偏好的变化,应用反事实分析方法,本章在抵制结束以后市场恢复到正常秩序的事后阶段,模拟估计抵制再次发生时不同汽车制造商所受的影响,结果初步说明,在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下抵制事件将使得日系车所受的损失更加巨大,尤其是对于原本占市场份额较大的品牌,其市场份额和收益等将受到显著影响。本文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将理论模型与具体政策相结合,从微观角度分析政策效果。直接限制家庭可购房数量这一政策在2011年首次被确定,由于此前并无先例且没有在任何城市进行试点,因此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不同于以往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销售量和市场风险等变量相互关系的研究,本文从消费者和开发商的角度分析了限购政策作用于市场的方式,为从政策实施前到实施后市场数据中所观察到的均衡是如何实现的提供了答案。此外,对该政策作用途径的深入研究也可以为未来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第二、从定量角度评价限购政策。我们知道限购政策的主要目的包括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性购买,稳定房价以保障价格在普通民众的支付能力之内。本文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别估计限购前和限购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从消费者和社会整体的角度,定量地分析了该政策的利与弊。第三、将当前限购政策的政策效率与随机限制方式的效率相比较。本文利用结构模型可进行反事实分析的特点,设定了随机限购方式并与按户口为基础的限购方式相比较。因为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虽然文中提及的方式与实际应用仍然有很大差距,但对于与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相关的研究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四、本文对中国乘用车市场上抵制日系车事件的研究丰富了与消费者抵制有关的实证分析。目前对消费者抵制行为的研究涉及的抵制目标、抵制原因等很广泛,然而绝大多数是从市场整体水平上得出的结论,本文直接对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建立模型,从消费者个人偏好的角度更进一步地分析抵制出现以后被抵制产品销售量下降的原因,而不只是停留在市场水平上判断消费者抵制事件是否成功。第五、本文对日系车抵制的研究丰富了有关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市场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必争之地,然而近些年消费者抵制事件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其影响也不断扩大。本文以抵制日系车为例,估计消费者在抵制发生后支付意愿的变化,可以为被抵制企业采用适当的应对方案提供消费者偏好方面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