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已形成了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股市、债市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由原先只有银行体系的单一金融体系逐渐发展到现在包含银行、证券公司、基金、信托、保险等多种形式金融中介机构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伴随着我国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利率市场化的逐渐完成，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影响，银行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减，而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的爆发式增长，对传统商业银行形成的巨大冲击，更是加重了银行的盈利压力。一方面，直接融资的愈加成熟大大降低了银行的信贷规模，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又不断分流银行的存款，这些都表明了我国正处于金融脱媒的境况中。而与我国金融脱媒背景下资本市场所能支配的资本总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不同，我国的实体经济却出现了逐年下滑的情况。首先，我国的GDP增速不断降低，在2015年更是跌破了7%，国内经济呈L形走势已得到广泛共识；其次，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多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我国未来也面临着较大的去产能压力。资本市场中可支配资本总量的不断增加与实体经济的困难前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出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对资本的配置效率较低，不能有效地将资本配置到需要资本的、能够产生更高回报率的地方，反而是配置到了传统的、产能已经过剩的回报率很低的地方去。根据Wurgler（2000）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成果，发达国家之所以投资水平较高不是因为投入的资本绝对总量更高，而是其拥有更高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探究了我国金融脱媒背景中可能的对资本配置效率有影响的相关因素。试图为资本市场繁荣与实体经济窘困这一矛盾找出合理的解释，以及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和建议。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对现有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和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主要包括信贷市场规模、股票市场规模和债券市场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这些研究忽略了这样一点，即资本市场是资本配置的一个终点，但却不是唯一的一个终点，更不是资本配置的整个过程。为了从资本配置的全过程来寻找可能对资本配置效率有影响的因素，本文对资本配置的划分方式进行了补充和创新，笔者认为，资本配置可以分为增量资本配置和存量资本配置，前者是指资本的初始持有者选择不同的金融机构、投资渠道来对手中的盈余资本进行配置，后者则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配置，主要是指各金融中介机构、资本市场对筹集到的资本进行配置。此外，本文在前人定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我国目前的金融脱媒定义为资金供给者绕过银行进行投资、资金需求者绕过银行寻找融资的现象。同时使用人民币新增贷款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和占当年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对我国2002-2016年间的金融脱媒程度以及30个地区的金融脱媒分别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的金融脱媒呈稳定加深趋势，且存在区域差异，东部的金融脱媒程度最深，东北和西部的脱媒程度尚浅。此外，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金融脱媒现象一方面会影响增量资本的配置，增量资本由原先集中配置于银行体系变成了分散配置到各种金融机构和市场中去；另一方面，在没有产生金融脱媒时，增量资本集中配置于商业银行后转变为存量资本，此时绝大多数存量资本的配置均由银行部门控制，但当金融脱媒现象出现并逐渐加深后，一部分增量资本流出银行体系，在其他部门成为了存量资本，从而使得存量资本有了越来越多的配置主体。因此，金融脱媒与资本配置的每个阶段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亦会影响到资本配置效率的水平。⑵使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银行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对金融脱媒背景下可能与资本配置效率有关的一些具体表现进行了梳理。分析发现，金融脱媒背景下，直接融资比例、居民金融资产中的存款比重、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数量、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融资结构都很可能对资本配置效率有影响，同时据此提出了相应假设，包括：H1：直接融资比例与资本配置效率相关；H2：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规模的扩大对资本配置效率有着一定的影响；H3：居民部门总金融资产中存款比例的变化和资本配置效率有一定的相关性；H4：股票市场规模、债券市场规模、以及融资结构都可能与资本配置效率相关；H5：不同行业之间的融资结构差异会影响行业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⑶在借鉴Wurgler的投资弹性模型基础上，使用我国2006-2015年间各省市和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并建立了三个模型分别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即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并没有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反而是阻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虽然规模日益扩大，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资本合理有效的配置。居民金融资产中的存款比重也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我国居民部门近年来积极参与其他投资活动这一行为没有增加居民部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也没有改善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现在的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以及我国的资本市场对于资本的配置效率较低、互联网金融等一些新型投资机构发展不规范等问题，从而反馈给居民的资本回报率也较低，使得居民将部分存款由银行配置到其他渠道的结果就是降低了资本的配置效率。我国股票市场规模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债券市场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此外，也未能得出融资结构对资本配置效率会有影响的结论，这一结论也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债券市场规模较小，股票市场的相关制度不成熟，例如发行制度为核准制，信息披露要求低、惩罚力度小，退市制度不完善等。各个行业之间不同的融资结构会影响资本在各个行业之间的配置效率，行业内部的股权融资比例越高，资本配置效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股权融资比例较高会导致话语权的不集中，易降低企业的经营效率，从而损害了企业经营效益，降低了配置到这个行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最终阻碍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