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与实践都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不可绕过的一个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局限性颇大。研究者大多围绕着毛泽东等人著述文字中如何看待儒家思想或其中某些内容表达的主张、意见展开对他们与儒家思想关系模糊的描述;而缺乏对这一时期党带有儒家思想色彩特点的具体实践行为的研究,因而太抽象,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为此,本文打算尽量摆脱上述不足,力争多使用有关中共在儒家思想实践方面的资料,以恢复抗战时期中共对儒家思想所进行的批判、继承、创新等活动的本来面目。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在“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互动思潮地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文化政策,转而重视儒家思想。在“批判继承”和“实事求是”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在实践中成功地将其中的一些命题或原则发扬光大或进行改造,在赋予儒家思想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协同其他爱国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并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党将儒家思想视为封建文化的思维定势并未发生改变,故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就不可能深入客观,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党将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划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维护地主利益的封建文化与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人民(农民)的文化,从而了忽略农民身上的封建残余思想对自身和革命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二是,新道德体系(共产主义道德)严重缺乏日常生活层面伦理的内容,从而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家庭一度在事实上被取消埋下了伏笔;三是,过强的实用性对教育文艺等事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党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批判与继承儒家思想,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