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是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标准之争既是技术之争,又是市场之争,更是国家地位之争。国务院于2015年公开发布《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指出我国标准化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为提升产品质量、产业素质和国际话语权,政府积极鼓励企业、标准化组织释放创新活力,大力培育发展团体标准。团体标准可驱动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企业打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团体标准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标准控制力的争夺是标准经济学的重要议题。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参与团体标准竞争的动机是什么呢?企业又如何在团体标准竞争中更胜一筹呢?彭维刚教授提出了制度经济学的“两阶段论”。关系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转型初期,市场体制还远未完善,政府掌握着资源的配置权。当权力受到的约束不足时,必然会存在权力配置资源的空间。此时,基于关系的成长战略更受企业青睐;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能够充分保障发明者的个人收益,持续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因此,尽管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高新技术企业仍然会采取创新战略。组织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中,组织的行动嵌入在复杂多样的社会网络之中。组织的任务并不是仅关注产品和顾客,还应重视其所处的环境,如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加入行业学会等。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应将战略重心从“关系维护”转移到“能力提升”。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或发明,它源于思想观念的进步和创新。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获得超额利润。行业地位是企业竞争力最直接的反映,行业巨头们纷纷将专利植入技术标准,再通过结成技术联盟的方式来谋求技术垄断。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两阶段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标准经济学理论,以政治关联、社会组织参与度、技术创新能力、行业地位为自变量,行业属性为调节变量,解释团体标准控制力的影响因素,并以2015-2019年96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团体标准竞争中控制力更强;（2）社会组织参与度高的企业在团体标准竞争中控制力更强;（3）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团体标准竞争中控制力更强;（4）在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创新能力与团体标准控制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加强;行业地位与团体标准控制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加强。本文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团体标准控制力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于研究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参与团体标准竞争的策略与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有志于成为团体标准“领导者”的企业提供有益参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