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在社会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我国的城乡制度问题又使其在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遭受社会和待遇方面的种种歧视，这种不公平感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作出各种对抗行为。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反生产行为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为了防治他们的这种行为，需要对其诱发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在理论上，歧视感知是反生产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Dion，Dion&Pak，1992）。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工作满意度在其中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感知会降低他们对工作的满意感（Sanchez&Brock，1996），这种消极的工作态度又会使他们产生更多的破坏行为（Gouldner，1960）。但是鲜有学者对这一路径进行探讨。另外，组织承诺作为一个研究员工与企业关系的重要变量，它在歧视感知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作用也引起关注，即歧视感知会降低员工的组织承诺，进而使其做出反生产行为。但对于这两条路径，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分析，实证上的检验则较少。此外，不同个体的特质可能会使歧视感知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表现强度及关联程度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的控制点可能在二者之间起权变作用。但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因此，亦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歧视感知可以显著预测反生产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感知程度越高，作出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2）工作满意度在歧视感知与反生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歧视感知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在这种不满的状态下，他们会做出更多的反生产行为；（3）组织承诺在歧视感知与反生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感知会降低其对单位的组织承诺，一旦他们的组织承诺降低，则在工作中不愿主动承担责任，反生产行为也越来越多；（4）控制点在不同群体中对歧视感知-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影响有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是偏内控还是偏外控对歧视感知-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影响不显著。在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问题上，管理者应对组织中存在的反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歧视感知予以关注。在企业资源和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抓住主要矛盾，最好能双管齐下，采取对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最大限度减少反生产行为。目前看来，由于控制点在歧视感知-工作满意度之间影响作用不显著，管理者在政策制定方面可以较少考虑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