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常常被认为是玄学和佛教,相对而言,儒学地位较为低落。但是,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学尤其是丧服之学却受到格外的重视,不仅研究著作众多,而且讨论异常细腻深入,参与礼仪讨论的也不限于专职的太常礼官,而是包括了上自天子下至一般官员的众多阶层,所论之事也不仅限于皇室诸侯,而是普遍施行于整个社会。这种指导社会、影响舆论甚至法令的重要功能,与儒学不振的整体面貌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使对丧服制度的研究成为理解魏晋社会特质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对《丧服》中蕴涵的儒家思想与时代关系的探讨也就显得异常必要。本文通过作为经典文本的《丧服》与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丧服制度,以及丧服制度与同时段社会其他制度两个维度的比较,对魏晋南北朝丧服制度进行论述。其中,前者较为突出经学上的辨析,后者则重在史学考察,这样的安排反映在具体章节上就是每一章都是先厘清经义,然后再对其变化加以阐述,并分析变化所以形成的原因。借助这样的手段可以发现,丧服之学所以深受重视,与它对时代的适应性密切相关,丧服制度本身的变化就是这种适应性的充分显示。《丧服》讲“亲亲”,但是更讲“尊尊”,二者既有交叉,又各有侧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的原则最受推崇,“缘情制礼”成为这一时期丧服制度的主要特征,但与此同时,礼制别尊卑、定亲疏的作用也并未完全忽视,“情”的发挥通过“礼”的约束更加具有合理性,并且成为社会普遍遵循的固定制度传诸后世。情、礼之间,重情是前提,礼则作为必不可少的限制性背景而存在。这种结合,既与传统的丧服制度不尽相同,也不是一味的肆情任诞,而成为一种“以情制服,以礼裁之”因而能够“情礼兼得”的新型丧服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历时很久,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也并非完全相同,但其总体趋势却无二致。而且,由于丧服制度与宗族、法律、社会组织以及孝道观念的密切关系,对其变化轨迹的考察,不仅可以显示经典本身涵义的变化,也使经典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