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史上,顾颉刚先生占据着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顾先生先后提出了两个重要论断,分别是“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二者在当时学界和政界皆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对这两个有关“民族问题”的论断,以往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大多侧重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考察,对“民族不出于一元论”有所忽略；第二,在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考察上,大多关注这一理论引发的论战,而未能着眼于这一理论的本身。因此,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顾颉刚的民族研究进行一番详尽探究。“民族不出于一元论”提出于1920年代,顾颉刚认为,夏、商、周三代各有各的始祖,并非同出于黄帝。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论”,不仅在于其自觉承受了前人的“疑古”成绩,更在于其运用了近代的史学方法,从而一举推翻了“民族一元论”。此论不仅是“疑古”派的重要论断,更对“信古”、“考古”和“释古”派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于1930年代,顾颉刚认为,经过战国、秦汉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统一体。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论断,下仅缘于前人的启发,更在于其能够运用将“考究典籍”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建立了这一既有历史根据、又有调查依据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还引起了政界的关注。时间,“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为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一个普遍观念。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的民族观念并未出现根本性转变,但也并非一成不变,变处在于顾颉刚的思考侧重点和对“民族”内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