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在中国只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从“小偷小摸”，到有限度发展，再到大踏步前进这样一个过程，先是被惯以“投机倒把”，后来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再后来到十四大报告里，民营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中国民营企业这样的角色变换是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退民进”，国有企业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业业已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看起来民营企业在搞活经济、安排就业上比国有企业更灵活、更有办法。一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大踏步前进实际是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结果，发不发展民营企业，实际上是要不要高效率的问题。而尚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经济肯定很显然要选择较高的经济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民营企业代表着一种发展方向。可现实中看到，一些民营企业在蚕食着国有资产，一些民营企业家也是因为国有资产流失而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又比如很多民企是靠政策、批文发家，而不是依靠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它们只不过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换了一种身份而已;再比如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率，很多是靠工人的超强度劳动，违反劳动法和国家相关法律，或者是依赖资源的滥用和环境的破坏而不支付相应成本，或者是依靠政府的政策“漏损”来实现，但是这实际上是以损害社会总效率和社会总福利为前提。而在资本市场里，民营企业的弄虚作假、转移资产，以及制造金融风险的本事，也是远甚于国有企业，因为一旦进入相对规范的制度环境，民营企业自身问题就会暴露得更加彻底。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民营企业是否能够全面取代国有企业，值得探讨。　　民营企业进入发展的深水区之后，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束缚，首先这个束缚既来自民营企业家的道德局限，因为民营企业家的拼搏、创业精神与其道德并不划等号，以利益追求作为出发点的民营企业家，也会在私利的膨胀下，突破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的红线，而一些民营企业家迷恋于靠关系吃饭，不是把重点放在技术、制度的革新上，结果很容易走上“关系资本家”的穷途。此外富人不纳税、资产转移和畸形消费所带来低的社会效率，也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其次，民营企业的家族文化、粗放的管理体制，信誉度较低也在禁锢着民营企业大踏步前进的步伐。再次，产生于政策将就状态下的民营企业具有很大的政策依赖性，这种依赖体现在政府解决产权纠纷、“寻租”问题和制度安排的效率等方面，如果后者解决不好，中国的民营企业很难象印度民营企业那样，做得很大，且具有国际地位。　　在上述的分析上，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一方面应该选择一条合适的发展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民营企业既要提高经济效率，比如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选择合适的规模，又要注重社会效率，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把企业办成社会的企业，办成能给社会带来福利增量的企业;另一方面，政府在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取舍上，应该要服务于社会效率这个前提，摈弃以“输血”式的支持政策，告别传统国有企业的增长方式，替之以营造适合民营企业生存和竞争力提升的各种措施，通过政策营造，把民营企业个体的经济效率的整体的社会效率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单单考虑经济效率或者单单考虑社会效率，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只有在这两者之间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总而言之，处于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中，作为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民营企业而言，其前途无疑是相当看好的，不过这个前途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既包含民营企业本身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也包含政府制度安排的效率，如其后者，好而则好;如其后者，快而则快;如其后者慢而则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