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以来,时局动荡、干戈分忧。发祥于辽西一带的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乘时而兴,迅速取代汉唐以来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在东亚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建立的辽王朝和王氏高丽政权,由于地理区位相邻,双方根本利益相异,由此导致辽丽双方由最初的交欢转而交恶,至圣宗朝,最终演变为复杂的战和关系。唐亡以后东亚地区多国体系政局的出现,是圣宗朝辽丽关系发展的历史根源。当唐之际,无论是辽西的契丹、东北腹地的渤海还是朝鲜半岛之上的诸韩政权,都属唐朝的属国或属部。公元10世纪初辽朝建立后,中原地区顺序出现了五代“政权”,中原以外的南方地区,则形成了各地纷纷独立的“十国”局面,东亚以及东北亚一带的政治格局从而打破了唐朝时期的宗主和羁縻体制,转而出现了多国并存局面。辽朝初年,以战斗立国的契丹统治者,通过南略燕云、西征诸部,东兼渤海等一系列军政扩张行动,迅速使新兴的辽朝成为继唐朝之后的世界型强大帝国,由此成为多国并存体系中的主宰国家,在当时多国并存国际秩序中取得了中心和支配地位。辽朝虽然崛起北方,但却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海陆型帝国。早在唐朝晚期,辽朝的前身——契丹遥辇汗国就已经把其地域范围东南向推进到朝鲜半岛背景部一带原属唐朝安东都护府所辖的辽东地区,其东部疆界一直延伸到大海。由于辽朝是遥辇汗国改朝换代的产物,所以,大同江以北的辽东一带,属于契丹依以建辽的本土疆域。辽朝前期对于朝鲜半岛北部一带的经略,不能轻率地使用“侵略”概念。辽丽之间圣宗朝的战和关系,在整个辽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此间确立的双方藩交体制,不但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了此后整个辽丽关系的总体面貌,同时也在古代国际关系史上,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和作用。深入开展圣宗朝辽丽关系史研究,不仅对促进中朝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我国发展与朝鲜、韩国的友好关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