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指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基于数字信息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兼有覆盖广、成本低和效率高等特性，能够优化传统金融生态，缓解绿色创新融资约束。那么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何影响以及具体的传导机制便值得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在结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采用Super—SBM—Windows—DEA效率测度模型测算了30个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FE)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别探究了在不考虑空间因素和考虑空间因素下，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静态影响。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标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冲击效应，运用动态面板模型(SYS-GMM)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动态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传统金融发展、改善资本错配以及刺激消费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传导机制。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结合中国“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11-2018年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均值为0.6487，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4年后，我国绿色创新效率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反映出在经济结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增长方式由“量”向“质”转变的背景下，绿色创新发展卓有成效。但仍存在“东高西低”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状，东部地区无论是绿色创新效率平均水平还是增长速度均高于西部地区。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推动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别在1％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推动了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考虑到空间效应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的同时，也抑制了邻地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对邻地产生了“虹吸效应”。
　　第三，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同绿色创新效率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绿色创新效率的波动主要来自自身，表现出累积延续的特征。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冲击，长期而言，均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于来自绿色创新效率的冲击表现为负，但负向影响呈减弱趋势并逐步趋于0，表明技术创新存在时滞，技术转化吸收需要周期，使得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对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影响较弱。
　　第四，在传导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推动传统金融的发展，进而推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改善资本错配，进而缓解资本错配对于绿色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刺激消费进而推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