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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蒙古族妇女产后抑郁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为孕产妇身心健康问题进行早期干预提供理论支持,以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生,以对所筛检的产后抑郁个体进行临床心理综合干预为后续研究,探索出产后抑郁的发生、干预和预防与健康促进方面的地域和民族特征与规律,提供有价值的临床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依据。方法:对2008年3月～2008年12月期间在赤峰市区三所医院于产前一周就诊住院的蒙古族孕产妇,使用HAMD-17和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进行产前抑郁的筛查,筛查出HAMD-17≥7分的被试,请神经、精神科会诊,符合DSM-Ⅳ的诊断标准者作为产前抑郁的孕妇予以排除。HAMD-17结果为阴性者按纳入和剔除标准排查后进入本研究。对最终符合要求的1100名孕产妇讲解课题研究的意义并签署参入研究的知情同意书。于分娩后2～3周内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EPQ及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10)测定,EPDS-10评分≥9分者,安排专门接受《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对其进行DSM-Ⅳ临床定式检查,做出产后抑郁精神疾病诊断。所筛检出的88例确诊为产后抑郁的产妇中,58例符合研究标准并自愿参加生产和产后全过程跟踪研究的产妇形成病例研究组,按照病例组的年龄匹配随机抽取非产后抑郁的62例产妇形成对照组,120例产妇皆签署知情同意书,就自然状况、社会状况、EPQ、妇科及产科状况等进行产后抑郁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的对照研究。结果:产后抑郁组与非产后抑郁组一般状况比较,年龄、月经初潮年龄、月经周期、文化程度、职业、怀孕时健康状况、本次怀孕是否保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产后抑郁组与非产后抑郁组的EPQ人格特征四个因子N(神经质)、E(内外倾)和P(精神质)以及L(掩饰性)得分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较非产后抑郁组,产后抑郁组呈现高N分、P分和低E分、L分的人格特征;产后抑郁组与非产后抑郁组社会状况如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等因素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父母的关系、产妇睡眠剥夺、既往抑郁发作史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抑郁与非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联结关系好坏和EPQ的高精神质(P)得分以及低掩饰(L)得分3个变量进入模型。提示孕产妇与父母的联结关系越不好(OR=4.336)、有精神病理有关的人格特征(OR=1.226)这两个因素是影响蒙古族初产妇产后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倾向于不掩饰(OR=0.825)与不隐瞒自己情绪和依赖性的人格特征容易表现出产后抑郁症状,但人格特征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微弱。结论:(1)对同一地区序贯入院生产的1100名健康蒙古族孕产妇进行筛检和鉴别诊断,88例患有产后抑郁,发病率为8%。(2)孕产妇与父母关系、EPQ的精神质纬度P及掩饰量表L人格等3个因素,是影响蒙古族初产妇抑郁的主要社会心理因素。(3)年轻蒙古族孕产妇的产后抑郁潜藏着精神病理性人格素质因素倾向,尤其要关注孕产前有精神质特征以及不善于掩饰的年轻孕产妇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女孩要注重从小培养其健康人格素质的社会教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