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首次规定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66条第3款,（1）但是该款规定起初只有“串通”,并未提及“恶意”。随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64条第2款对其进行了修改,（2）加入“恶意”二字,并将第三人改为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沿用原《民法总则》的规定,（3）并无任何变化。这一继承和延续似乎反映了我国立法者对于《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的肯定,但由于该条对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导致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对该款规定争议不断。因此,为了更好的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必须对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进行细致论证和明确规定。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实证分析。通过具体案例来说明我国司法实务中不同法院对于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冲突判决,并对判决结果进行分析,借此探知审判现状及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完善对策提供借鉴。第二部分是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概述。对于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后文具体探讨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为效力待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本部分将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与恶意串通一般行为、代理权滥用行为、无权代理行为、通谋虚伪表示行为、共同侵权行为等相似行为进行辨析,厘清相关行为的界限,明确该代理行为实则是代理权滥用的情形之一。其次,本部分详细阐述了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要件。第三部分是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学说之争及认定困境。本部分首先论述学说之争,因为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所以学界对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争论不断,具体观点包括行为无效、效力待定、相对无效和可撤销,并借此指出效力待定的合理性。其次,本部分论述学界和司法实务中对于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认定困境,只有从认定困境展开研究才能为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为效力待定找到正当性基础。第四部分是域外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论述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相关做法,通过借鉴意大利利益冲突的解决思路以及德国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和禁止代理权滥用的组合,以求从中找到完善我国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的思路。第五部分是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完善对策。主要从统一理论认识和完善法律规定两个层面进行阐述,从而得出最终的解决对策,即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属于代理权滥用的典型情形,该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为效力待定;将《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的规定做出如下修订: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向被代理人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