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家国一体国家共同体模式,国家与社会开始急剧分化,太平天国一役,社会力量崛起。清末新政,开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努力,现代国家治安的代表-警察出现在中国。但此时政府与社会对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各自的职责认识尚不清晰,传统的家国一体共同体的理念尚在人心,故清末民初不少城市中出现了治安权二元分享的局面,苏州是为其典型。 中国自清末起,一直处于内忧外患、军阀混战割据、内部派系争斗的状态,苏州商贸的繁荣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治安秩序,而政府统辖之警察素质太差不能担负起治安重任,故需要借助于社会力量去维持秩序,所以商团和警察二元共维治安就显得合乎情理,这种二元治安模式自1906年苏商体育会诞生起,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存在近30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国家现代化构建的逐步完善、警察的日益专业化,国家开始逐步收回社会上本应属于国家的社会治安权,故对苏州商团采取了收编或迫令解散的措施,最终,商团作为社会力量的代表被迫宣布自我解散,国家开始回归于之前国家一元独揽全部社会权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