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万户在明代蒙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正德五年(1510),通过达兰特哩衮之战,达延汗获得了其对于蒙古右翼的直接统治权。随后,达延汗将三子巴尔速孛罗封为济农,掌管右翼三万户。巴尔速孛罗死后,子衮·必里克及其后裔相继继承了济农,世代统治鄂尔多斯万户。清顺治六年(1649),清朝将鄂尔多斯万户分为6旗,划定了各旗的界限,鄂尔多斯万户至此消失。本文从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结构、游牧生产生活及与明朝关系等方面呈现这一时期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其一,通过将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采用典型剖面提取信息的第四纪研究相结合,初步恢复了鄂尔多斯万户生活的自然环境。本文认为,河套及贺兰山西麓是鄂尔多斯万户主要活动地区。与现代自然环境相比较,1450-1650年间(包括鄂尔多斯万户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时间)这一地区的气候整体偏干冷。且大致以16世纪中期为界,前半段的温度和水分条件比后半段略好,后半段气候干冷的特色表现的尤为明显。当时的温度比现代多年平均气温低1℃左右,降水量也低于现代多年平均降水量。相应地,其植被状况亦略逊于现代。其二,对鄂尔多斯万户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及其地理分布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和叙述。笔者认为,爱马克、鄂托克、万户(土绵)及兀鲁思的定义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糊性,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无严格固定的模式,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分析明代蒙古社会组织结构时,应更多的从其存在的实际形态入手,而不是简单地确定上述术语的概念及其间的相互关系。在达延汗分封诸子后,其子孙逐渐成为蒙古各级社会组织的统治者。那么,通过分析衮·必里克及其后裔的世系及与其相关的人群的隶属关系的更迭与变迁来考察鄂尔多斯万户内部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可能是更为有效的方法。其三,通过对游牧人类学研究思路和成果的借鉴,本文对鄂尔多斯万户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考察和阐述。主要包括：牧畜的种类及结构,游牧生产过程及其中的分工与合作,游牧人群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俗等。其四,在对历史人类学关于中国北方游牧社会与中原定居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的反思的基础上,集中对鄂尔多斯万户与明朝相互之间关系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初步考察和阐述。在同明朝的关系中,鄂尔多斯万户有入边掳掠和通贡互市两种选择。然而,与一般的看法不同,鄂尔多斯万户并非迫切希望与明朝建立稳固的通贡互市关系,它与明朝之间的互市并不稳定,经常因其入边掳掠行动而被取消或关闭。明朝方面亦是积极主动地在修边、捣巢及互市之间不断转换,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