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司法解释以及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实际影响标准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判断当中的核心标准出现。《若干解释》的排除法解释的说理不足,以及行政行为概念的泛化无法为法院受理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案件提供正当性,是实际影响标准出现的原因。实际影响标准与效果标准的关联关系以及诉讼法的第1条则为法院使用该标准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作为以行为是否产生特定后果为判断重点的标准,实际影响标准解释下的影响是一种实体的法律效果。事实效果、重复的法律效果以及仅仅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后果都不作为实际影响标准要求的后果。实际影响并不等同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第一,实际影响仍旧需要针对特定相对人或事件作出,但无需由被诉行为直接产生。第二,实际影响仍旧需要是一种对外的法律效果,但无需行政主体表示于外部。实际影响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来自被诉行为的减损。当事人已有的权益被消灭或者当事人的法律状态被变更到更不利的状态以及当事人被科予了新的义务等,都是权益受到减损的表现形式。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请求权未被满足同样意味着权益减损,包括请求未获得行政机关的答复以及当事人获得的答复与请求不一致两种形式。二是当事人的事实或者地位受到行政机关的确认。只有具有法律上意义的确认才被法院视为一种影响形式。当事人的事实或者地位被确认后将会面临的义务的增加或者权利的减损,是法院判断该确认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依据。对实际影响是否产生的判断也就是对于该对外的法律效果是否存在的判断。判例中对被诉行为是否产生实际影响存在两条不同的判断进路。一是满足具体行政行为特性和要件的行为便可以产生实际影响。在这一判断路径下,无论是对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的内容还是对外表示的形式都出现了变化。二是法院不再关注被诉行为本身的形式及内容,而是以规范或者事实为依据判断被诉行为与影响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从而认定实际影响的存在与否。当被诉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必要条件关系时,无论被诉行为是内部行为或者是程序性行为,法院便认定实际影响已经产生。不同案例中影响的性质的不同是法院选择不同判断方式的原因。如果影响是明显的、现实存在的,那么法院会选择以规范或者事实为依据,判断被诉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关系。如果影响不明显、尚未发生,那么法院会选择从行为形式和内容的角度出发,判断被诉行为能否产生实际影响。实际影响标准界定下的行政行为概念是具体的对外处理行为。但是作出主体的主观意思以及对外影响是否直接由行为产生并不是行政行为是否成立的重点。在我国“行政行为中心主义”的诉讼法架构下,实际影响标准也将继续为法院判断被诉行为是否可诉提供帮助,而不会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