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学界向来更多关注的是“西学东渐”，然而与此相呼应，以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旨归的“中学西传”亦成为另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中国古典小说被视为了解中国最生动有效的媒介而得到广泛译介。1735年在巴黎出版了由法籍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 Jean-Baptiste S.J.)编著的《大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de IˊEmpire de la Chine&de la Tartare Chinoise)，该书的第三卷中收录了耶稣会士的殷宏绪(Péred Entrecolles)从中国古典小说集《今古奇观》中选译的三篇古典小说。此后，中国古典小说便作为明清时期“中学西传”的有机组成部分传入西方。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古典小说的西传，其题材及体式不断发展，日臻完善。
　　首先，明清时期中国小说的西传，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中国人并不清楚西方正在发生什么，无法作为主体参与其中，可能仅对传教士学习中文和翻译作品有过略微的帮助。因而，本文关于明清时期中国小说西传的研究也是以西方为主体的，其核心不能从中国历史中，甚至不能从中西关系史中寻找，而是要从西方的文化与心理结构中寻找，它属于西方文化史的一部分或者说类似于西方的“东方学”。
　　其次，本文拟在研究视角上凸显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阈。本文认为，如果把中国古典小说译本置于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剖析，可以推进这一研究。因为，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无疑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世界性”、“普世人文共性”的某些规律。在具体记述中，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切入口，进行梳理，以期阐释其中的历史文化意蕴。
　　再次，本文集中围绕《今古奇观》中三篇古典小说和《好逑传》、《玉娇梨》的西传译本进行翻译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西方人作为主体的作用下，译者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原本加以筛选；第二、通过改写、增删等翻译手段，凸显了译本的时代特征所彰显的彼时西方社会历史状况、宗教寓意和道德教化意图；也力图将中国的古典小说作为展示中国各种风俗人情的窗口；而这些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理解又或多或少地建立在译者及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的文学、文化“误读”的基础之上；第三、这一时期传入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普遍存在着“本土经验”与“域外传播”之间不对等的现象。
　　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国小说的翻译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西传，除了完成翻译层面的语言转换，也让西方读者体验了其中蕴含的“既熟悉又陌生”的阅读趣味及“普世人文价值”的因素。而这除了证明中国文学本身就具有着的开放性之外，在我们提出并强调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仍然有着意义深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