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问题学界已经做了比较多的探讨和研究,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则是2009年才出台的一个新罪。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前,学界对利用影响力受贿问题的探讨多是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为基础而展开的。现如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出台,以及该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差异,引起了学界,甚至是民众的广泛研究和讨论。从总体上分析,这些探讨大致都是从司法认定和立法得失及完善两方面展开的。具体说来,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界定方面,必须明确“近亲属”、“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范围,以及对它们进行界定的意义。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的认定上,必须明确“影响力”的含义、类型,以及在本罪中的地位,利用“影响力”的具体方式,以及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犯形态、犯罪停止形态的区分。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相关犯罪的界定方面,必须明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介绍贿赂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诈骗罪在犯罪构成上的异同,以及司法认定上的难点。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得失及完善方面,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五个方面的得失,包括扩大了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却增加了受贿犯罪主体范围的不确定性；客观方面的表述仍没有脱离既有受贿犯罪的立法缺陷；在刑罚裁量上突破了受贿犯罪既有模式,但具体标准有待明确；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对接,但对接不完全；缺乏对行贿行为的规制,造成贿赂行为规制上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