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了罗蒂面向人类生存实践的伦理思想，简要分析了罗蒂与实用主义、历史主义、进化论思想的根本关联，指出罗蒂在解读尼采、弗洛伊德等哲学家思想的基础上，经过充分思考之后，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点，异常肯定地认为“我们是谁?"应取代“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罗蒂从人的社会化生存境遇出发，对西方理性道德哲学研究传统的分析反思、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他思考构建无形而上学基础的人类未来协同之新伦理学的基础性框架。在对个人伦理与公共伦理问题的探讨中，罗蒂始终坚持从共同体的保存演进与人的社会化的生存实践出发，寻求人类协同想象力界限的拓展和新的协同之可能。他用社会希望取代预言性的知识，不再试图寻求借助一种共通的人性或共享的力量来解决我们的道德问题，在承认个人独特个性和尊重不同的终极语汇的同时，着重于从我们对于自律的追求中分离出我们所必然含带的残酷的倾向，努力使每个人都避免遭受他人不同语汇的侮辱之危险。罗蒂承认文化的多元差异，用文化的“诗化”来取代文化的“理性化”，要求在公共生活之中产生和更新尽可能多的关于普通人的道德境遇的叙述、与我们不同的人们所遭受到的苦难的描述，来努力维护和增进人类的协同。本文认为，罗蒂以上的伦理见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罗蒂认识到，在思考当代人类的现实生存境遇的过程中回答“我们是谁?”这一问题，马克思的经济维度就是无法回避的，他无意于维护虚伪乏力的道德普遍论，但他同时承认，他的实用主义无法就此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建议。本文认为，当前的道德哲学研究不仅仅“困于康德和杜威之间”，更为重要的是“困于康德和马克思之间”，通过对马克思等思想大师的解读，道德哲学必定会有强有力的时代担当。本文同时认为，尽管罗蒂对于西方传统有着诸多的批判性分析，罗蒂的伦理反思、罗蒂对于人类自由、平等的珍视仍然是由西方文化形态内生而来。在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伦理思想的探讨中，儒家肯定生命的伦常形态，道家返回生命的自然根据，儒与道的互释赋予个体完美自足的道德感，并不存在超验的道德世界，自然也就不需要罗蒂式的反思和逆转工作。